作者：刘洪波(资深评论员)

　　《新京报》12月14日回顾改革史的报道，是揭秘1978年可口可乐重返中国，一度被批为“卖国主义”。1927年，可口可乐就已经进入中国，1949年退出中国内地。近30年后可口可乐返回中国，被赋予了不同寻常的政治意义。

　　我曾经看到资料，可口可乐在欧洲尤其是在德国与法国的行销，也曾经有过相当艰难的历程，不过那主要是其销量越来越大时，遇到了基于文化心理的抵抗，而非强制性的禁止。在中国，一种饮料的退出与重返，则是高度政治化的事件。因政治而退出，因政治而重返，政治塑造的不只是一个产品的去与来，更重要的是一整套观念。

　　在重返之前的几十年，中国人只在电影里见过可口可乐，电影里的可口可乐，多与美国兵在一起。这样的图像传播，固定了一种想象，可口可乐便成为帝国主义、侵略者的代码。今天，我们当然不再把可口可乐与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不会给喝可口可乐打“卖国主义”的标签。不过，我觉得更加值得唏嘘的不是今昔对比，而是观念的返祖现象是一个多么容易产生的过程。

　　把某种西方商品赋予保国卖国的观念意义，本质上讲是观念的象征性物化。这样做法，应该说至迟在洋务运动之时，已经被颠覆。从魏源等人“睁眼看世界”，到洋务派兴办实业，对西方物品的意识形态赋值已经在体制层面得到了剥离，就连西太后都不认为这些物品是洪水猛兽了。义和团运动灭尽一切源自西方的东西，包括铁路和电报局，一方面演示了极端的“反洋”行为，一方面也因其极端而成为“器物爱国主义”的回光返照。事实上，中国的观念进程不只是走出了“器物爱国主义”，而且维新运动以后，就已经进入了制度、文化的全面革新阶段。

　　当可口可乐重返中国时，面临的又是怎样的观念现实呢？上海，这个曾经最开放的中国口岸，1949年前曾有过可口可乐生产线，也是中粮公司引进可口可乐的首选生产地，此时在报纸上公开发表文章，指责引进可口可乐是“卖国主义”、“洋奴哲学”、“引进美国生活方式”，可口可乐生产线无奈地落户北京。在北京落户，仍然面临“卖国主义”的问题，中粮公司为此专门写出报告，开放了，外国人来多了，需要喝可口可乐，中国产可口可乐含有国产桂油，还可助我们掌握饮料罐装技术等等，才获高层批准。此后又有媒体用内参形式反映“可口未必可乐”，浪费国家外汇，有中央领导批示“不准卖给中国人一瓶”，直到国务院副总理万里批准内销。

　　讲改革开放，如果仅仅是今昔对比，哪怕坚定了继续改革开放的信心，岂不只是“忆苦思甜”？超越这种“忆苦思甜”模式吧。自近代史以降，经过艰难的历程，中国人逐渐放弃“器物爱国主义”、“制度守成主义”与“文化复古主义”，应是重大成果。而我想，当年的人们也曾经有过“再不会有谁认为洋货就是祸水”的信心吧，结果又怎么样呢？今天，哪怕已是“全球化”时代，“器物爱国主义”仍然不时会混杂虚妄的亢奋，以“抵制外货”的形式回来。这便是发生在引进可口可乐三十年后的现实。改革开放三十年纪念，当思精神返祖现象在中国将会是长期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