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的现代坐标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包蕴的内容极其丰富，人们对它的认识和评价难免见仁见智，各执一端。　

　　就西方而论，自18世纪以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观感，历来呈两极状态：一极以伏尔泰、魁奈等人为代表，对中国的经验理性、仁爱精神等东方式智慧大加赞叹，并借以作为鞭笞欧洲中世纪神学蒙昧主义的“巨杖”；另一极则以亚当·斯密、黑格尔为代表，他们透见了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迟滞性，认定它是一个缺乏活力的系统，黑格尔还把“东亚智慧”的化身孔子视作“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时至近三十年，西方人对东亚智慧的认识在逐步深化，但大体仍在上述两极间徘徊。　

　　现代东亚人自身对东亚智慧的分歧之大，并不亚于西方人。如现代中国著名文化人梁启超20世纪初叶评价东亚智慧的言论的骤变性，便是一个典型事例。　

　　1904年梁氏批评东亚社会及文化，其出发点是“现代化的诉求”；1920年梁氏呼唤以东亚智慧拯救西方，拯救现代文明，其出发点则是“后现代的探索”。梁氏在短短十余年间发表两种极端之论，尚未厘清前一论题时，便匆忙转向后一论题，更没有来得及整合。这当然是梁氏个人学术性格所致，但也是20世纪的中国及东亚世界面临文化转型的多重性所致——作为“欠发展”的中国及东亚世界，以经济层面的工业化和政治层面的民主化为基本内容的现代化尚“任重道远”，而西方世界已经面临的“后现代”问题却通过种种渠道纷至沓来，陈列于东亚人(特别是东亚文化人)面前。这样，东亚人(特别是东亚文化人)一方面要扬弃东亚智慧的“前现代性”，以谋求文化的现代转型；另一方面，又要克服主要由西方智慧导致的现代文明病，此刻，东亚智慧又显现出其“后现代性”。　

　　我们今日讨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当然不应重蹈先辈的故辙，在“一味贬斥”与“高度褒扬”的两极间摆动，而理当历史地考察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成机制和内在特质，既肯定东亚智慧创造辉煌古典文明的既往事实，又研讨东亚智慧未能导引出现代文明的因由，还要深思东亚智慧对疗治现代病的启示意义。　

　　在展开这些思考时，应当把握历史向度，而不能作超时空的漫议，同时还必须真切把握西方智慧这一参照系，克服夜郎自大的东方主义和心醉西风的西化主义两种偏颇。总之，以平允、周正的态度看待东亚智慧与西方智慧，努力谋求二者在各种不同层面的互补与整合，方有可能创造健全的新文明。　

　　冯天瑜，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专门史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中国文化史研究，主要著作有：《明清文化史散论》、《中华文化史》、《中华元典精神》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