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平

　　2007年夏被引爆的美国次贷危机在2008年向全球各个角落蔓延，其影响之大出乎各国政府和经济学家的预料。全球的金融市场、大宗商品市场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剧烈动荡，实体经济也日益显现大幅下滑的态势。

　　尽管各主要经济体的政府均采取了力度前所未有的财政、货币政策来挽救经济金融危局，但全球仍为一片担忧甚至悲观的情绪所笼罩。时值新旧之年交替，如此关口的中国经济格局和政策，对于诸项关键问题的立场，需要慎思而动。

　　今天紧缩，明天通胀

　　次贷危机的隐患，是由90年代末网络科技泡沫破灭后美国长期宽松的货币政策引致的流动性泛滥所种下的。而为了解救危局，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政府除了财政救市和刺激外，也都一改危机前的紧缩风向，争相通过降息、调低存款准备金比率、直接增加信贷规模等各种举措向市场注入巨额的基础货币。

　　而2008年9月中旬以来，美联储的资产负债已膨胀了一倍以上。从短期来看，此举为了防止实体经济过快滑落，似无可厚非。但从长远来看，无异于饮鸩止渴。

　　目前出于对经济下滑的担心，或者因为自救需要增持流动性，商业银行惜贷现象显现，同时利息的下调通过抑制银行收取的风险溢酬，又进一步加强了银行的惜贷行为。这种惜贷行为，通过商业银行超额准备金比率上升，使得货币乘数相应下降，造成货币供给量在短期内还没有相应的暴增。

　　但是，一旦危局缓和，各国中央银行不能够及时收回流动性，这些投放出来的基础货币势必会转化为巨额的货币供给量，届时势必形成全球的流动性泛滥，从而形成新一轮的资产泡沫和大宗商品价格的剧烈波动，通货膨胀卷土重来。

　　历史经验表明，紧缩的货币政策对于抑制通货膨胀是必需的，也是有效的；但宽松的货币政策对于制止经济衰退的效果则是有限的。从中国目前的局势来看，尽管今年下半年以来，中国连续三次进行双降、增加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五大商业银行的存贷比不足55%，惜贷现象凸显。

　　因此，在宽松货币政策效果有限，又存有引爆下一轮通胀和资产泡沫之虞的状态下，我们应该对货币刺激持谨慎态度。

　　重回老路实为不智

　　受这一轮冲击影响最大的企业，无疑是外需外贸部门。为了防止该部门过快滑落带来的经济和社会震荡，中国政府今年下半年来三次调整了出口退税率，同时放慢了人民币的升值步伐。

　　在最近，值第五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之际，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出现了“跳水”现象。目前，还无法判明这是打短期性的技术牌，还是中国汇率政策的中期反转。如果是后者的话，那么，连同出口退税政策，中国的对外经济政策有两点问题是值得担忧的：

　　第一，在美欧经济陷入衰退、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全面下降的情况下，通过人民币贬值、出口退税刺激外需来保持出口增长速度，只能是以贸易条件的急剧恶化为代价。

　　第二，金融危机会促使各国加强出口以改善国际收支，又必然进一步加剧出口目标国的国内贸易保护主义情绪。据统计，今年美国新发起的针对贸易伙伴的18项调查中，有15项针对中国，占83.3%。出口退税和人民币贬值的实施极有可能会引起较大的国际反弹。

　　多年来，因为消费不振，中国为了解决因为过度投资所带来的产能过剩问题，一直实施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带来了对出口的过度依赖。出口依存度越来越高，从1998年的18%，一直上升到2007年的38%左右。如此高的出口依存度，只有国内经济结构不健全、国内市场狭小的小国经济体才不得以存在。

　　今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克鲁格曼强调，过度保护势必带来“产业结构调整滞后效应”。通过出口来保增长固然重要，但为此而置国内经济结构过度扭曲于不顾就完全不应该了。即使没有外部冲击，我们也应该主动减少出口、减少贸易顺差。2005年开始，中国政府事实上已注意到这个问题，并且试图通过人民币升值和调低出口退税率来不断迫使粗放经营的出口企业进行调整。现在因为世界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就来一个180度的政策反转，应是不智之举。

　　当然，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对于解决就业问题确有积极的作用。但试想，一国经济增速持续保持在8%以上，却还要担心就业问题，那就说明经济结构一定有问题。

　　中国制造业中投资密集型产业比重太高、而服务业比重太低造成了劳动吸纳能力很弱。正因为经济增长结构不合理，导致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就业吸纳低，由此，为了确保就业，就应该重视经济结构的调整与改革。与其在结构不合理的状况下通过拼命促进经济增长来带动就业，还不如把经济增速放慢一点，通过改善产业结构来从根本上解决就业问题。

　　因此，即使出于维稳需要，避免出口行业在明后年出现过大的回落，恐怕也不宜走回老路，重新依赖出口退税和汇率贬值。需得另选良策，如加快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扩大对新兴市场的出口，通过向中东、俄罗斯、拉美等地区的出口增长，来缓解对发达国家出口的放缓。同时还应该有预见性地对可能发生的贸易争端做好应对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