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迅雷

　　在北京市“两会”上，有些代表、委员发表的意见很直接，读来颇有兴味。　

　　地产老板、被称为“任大嘴”的任志强委员说，高房价可控制人口增长与人口素质，而过度扩张保障性住房建设，使得房地产投资量缩小；北京市长郭金龙则表示，房市的低迷，是由于前几年房地产价格涨得太快，而政府加强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并不会冲击房地产市场。(1月14日《新京报》)　

　　这边是市长和委员“过招”，那边则有代表对财政预算提问，刘红宇代表不客气地说：“请问下政府部门每年用在公车、会议、差旅上的费用究竟有多少？到底占了每年政府财政预算的多少？”(1月14日《京华时报》)政府部门有关负责人对这么直接的询问，无法清晰回答，只是抽象地说，已经连续两年压缩行政费用预算，2008年压缩了10%，2009年又将压缩10%。　

　　财政的钱究竟怎么管？人大会议上代表的“监管”是重要的环节。财政的钱来自老百姓、来自纳税人，不听公民百姓的代表的意见，自己想怎么花就怎么花，那是不行的。我国的行政成本居高不下，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有效监管和制衡。谁都知道，税收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而不是“取之于民，用之于官”。　

　　还记得那个南京江宁区房产局的头头周久耕吗？他抽的是1500元一条的“九五之尊”，他被免职后，有关方面出来说，这种烟是招待用的。乖乖，这种开脱也够“弱智”的，这不明摆着告诉公众，你用财政的公帑，买无比昂贵的香烟，招待来客(主要应该是上级官员吧？)，同时也把自己给“招待”了。　

　　不久前，江苏扬州市委书记季建业痛批行政浪费：“在市级机关100多个部门中，有50个部门办了76种刊物，还借用外来人员，高达数千人，财政为此一年要花费2亿多元。我们的钱就这样用的吗？”问得好！在一个地级市，财政一年要为这种形式主义的行政行为花费2亿多元，其他地方呢？　

　　类似的浪费可谓比比皆是。湖北省有一年清理全省的检查、评比、达标、表彰活动，共清出政府各级各部门这类项目9515项；第二年又清理出3105项。万余项“评比、达标”活动，花费资金数额惊人，仅那3105个项目就涉及资金2.37亿元，是巨大的行政浪费。山东日前发生了两件地方政府“热心”为企业老板“埋单”的事：一是某地方政府出资赞助民营企业老板读MBA，二是某地方政府花钱为当地房地产企业做广告宣传，这被媒体批评为“公共财政傍大款”。　

　　公共财政体制改革，无论从历史看还是从现实看，都是一个天大的难题，因为它涉及到一块最大的利益再分配问题。监管的切入点，纪检监察是一个，人大代表则是更为直接和重要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