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报》今年2月6日一篇关于“大船厂争夺高级焊工”的报道提供了很典型的案例。按记者的调查，广州地区的高级焊工、钳工、机械制造类技工尚有30万用工缺口。以某大型造船企业为例，虽然该公司业务并不受金融危机影响，手中订单已经排到2011年，但是，公司拥有的2000多名高级技工，目前尚有过半没有返回。在这个层面上，金融危机的影响反倒是技工紧俏，挖角激烈，工资上浮，企业必须为新手培训再投资。影响所及，有些企业已经对潮水般涌来的求职者提出面试英语的新要求了。

　　作为鲜明对比，传统上劳动密集型企业则要么是岗位减少，要么是工资降低。以一家小型制衣厂为例，1万件订单，客户给的价钱是6.5元一件。老板以4.5元一件的价格招工，无人愿意干，因为工人要求6元一件的工资。这对老板是亏本的价格，只好结业卖厂房。

　　两相比较只能说明，劳动技能偏低的农民工，越来越被挤压到日益狭小的就业市场中，从而使就业情况更加恶化。年龄稍长的农民工一旦从劳动密集行业中退出，而又不能提升技能的话，很可能意味着长期的失业或不稳定。

　　影响农民工就业的第三个重要因素，是农民工群体的代际变迁以及工作心态的变化。农民工的主力群体，已经是从十七八岁到30岁年龄区间的所谓“第二代农民工”了。与上一代相比，第二代的求职心态有几项显著的变化。首先，到城里打工，赚钱回农村养家的动机明显减弱。在他们身上，已经明显可以看到一种情感、心理与生活方式的都市认同过程。它意味着，农村不是退路。也意味着，这一代人必须依赖于城镇的工作和生活，那种将农村作为“蓄水池”的政策概念完全过时。其次，这一代人更看重工作岗位的“外溢”效果，即技能学习机会、福利条件，以及融入环境的可能性等等。再次，他们当中相当多的人，注重发展机会的同时，也很看重个人自由。相比而言，他们对工作的踏实程度和对企业的忠诚度要低一些，会在大企业和小企业之间不断摇摆，并在不同的城市中更频繁地流动。

　　简单来说，金融危机造成了经济环境的重大变化，农民工群体也发生了内部结构性的变化。两个变化结合起来，使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呈现出十分复杂的局面。从这个角度来看作为中间调控者的政府，应当承认，各级政府为解决这个问题付出了大量的努力，不过较多地带有救急的性质。比如广东省政府正在开展“春暖行动”，为农民工提供大量岗位招聘信息，并筹划各种类型的专场招聘会等等。

　　如果我们相信，农民工群体本身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年轻的农民工蕴含了强烈的上进愿望与上进的潜力，那么，政府的政策要超越举办招聘会这一类思路。最应当做的事情，是以最大的力度，投资于农民工的培训。作为短期的应急措施，政府应当直接把培训作为福利，以为暂时失业者提供学习机会换取他们的稳定。长期来看，应考虑通过政策引导，广开社会资源，用于职业与技能培训。与经济繁荣时期那些一掷千金的企业高管培训相比较，政府发展广泛的技术工人培训，将其本身做成一个大产业，这在道义上终究更在理，在经济上长远更有利。　(作者系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