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方栓喜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副研究员，与迟福林教授共同执笔的《加快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获2005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如果能将基本公共服务财政投入每年提高1%～1.4%，平均每年投入0.5万亿～0.6万亿，总计投入6.42万亿，就可以达到在2020年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这对于我国未来财政并不构成太大的负担

　　内需不足，根在教育、医疗保障不够

　　新京报：商务部副部长姜增伟2月9日说，正在酝酿的医改、教改措施如果出台，将对市场消费尤其是农村消费产生积极效果。你怎么理解两项改革与促进消费之间的关系？是否赞成这种说法？

　　方栓喜：这种说法比较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

　　改革开放30年走到今天，一个最大的变化是由生存型阶段进入发展型阶段。生存型阶段大家为了生存，收入绝大多数用于消费，1978年我国的消费率为62.1%，反映了居民收入维持基本生存需要不得不把多数的钱用于消费这种状况。新世纪以来，我国进入了发展型的新阶段，在这个阶段，人们收入除了满足生存需要，还有很大的剩余，这部分剩余是转化为储蓄还是消费，取决于一定的社会基础条件。如果子女上学没有保障，如果看病问题没有保障，这部分剩余收入就会变为储蓄而不是消费。这就是这些年我国消费率逐年递减的社会背景。

　　新京报：有人说，消费需求的长期低迷关键还是收入低。

　　方栓喜：但现实情况是，消费率随着居民收入增加，反而降低了。1998年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我国就提出扩大内需的方针。但这些年来，扩大内需始终没能有效解决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居民消费率由2000年的62.3%逐步下降到2007年的48.8%，成为我国出口、投资、消费失衡的重要原因。

　　新京报：问题出在哪？

　　方栓喜：消费需求的长期低迷，有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缓慢的因素，但最重要的原因是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短缺，挤出了居民的日常消费，降低了居民的消费预期。在未来子女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没有保障的情况下，即使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加快，也很难提高居民消费率。

　　据测算，2005年我国城乡居民用于教育和医疗的额外支出，对其他商品和服务消费产生的挤出效应达到5810.7亿元。如果政府在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到位，消费率至少可以提高4-5个百分点。

　　新京报：发消费券是不是一个办法？

　　方栓喜：老百姓你给他钱也不一定去消费，说不定继续存下来，留给子女上学，或为将来生病、养老做准备。消费券他们也会想办法兑换成现金存起来，而不一定能达到购买某些产品，防止经济下滑的目的。

　　我们现在面临的矛盾是过去典型的生产相对过剩的矛盾，西方克服这种危机的办法，最有效的途径就是抓基本公共服务，包括美国这样的自由主义国家也不例外，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之后西方的危机不再是过剩危机，与此直接相关。因此，这次扩大内需要兼顾短期和中长期目标，应当把扩大内需的重点放在扩大基本公共服务投资上，同时推进公共服务体制创新，奠定发展型社会的制度基础。

　　投资医改和教改，比投资公路等产出更大

　　新京报：有人会认为，把钱投到修路、修桥以及新的工业项目上，对内需的拉动更直接，你为什么认为扩大内需的重点要放在基本公共服务投资上？

　　方栓喜：国务院出台的扩大内需10项政策和4万亿投资中，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对相关行业的投资会有明显的拉动作用，但考虑到我国多年来在这些领域投资已经不少，而且这些领域许多方面超过多数发展中国家，一些方面接近甚至超过一些发达国家，进一步加大这些领域的投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不可避免会出现递减趋势。例如，按照《中国人类发展报告2007/08》的测算，当前每增加1元农村教育投资，可使农牧业产值增加8.43元，而每增加1元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农牧业产值仅增加6.75元，前者比后者高25%。

　　所以，从刺激消费和中长期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客观要求出发，在执行“国十条”实际操作中，应更多地加大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公共就业服务、基本社会保障、基本住房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的投入。

　　新京报：从目前公开的数据看，4万亿投资中将有多少用于基本公共服务？这些钱是否够？

　　方栓喜：原来4万亿元投资中，用于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400亿元，当然是太少。但最近提出增加8500亿，新的医改方案获得通过，对13亿人进行全覆盖，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反映了政府在此方面的决心和力度。

　　以这样一种新的投资规模为起点，如果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支出不低于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到2020年，我们能够在社会福利制度上达到发展中国家比较高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