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大基本公共服务投资要长期坚持

　　新京报：很多人把加大基本公共服务投资作为刺激经济的措施提出来，如果这轮经济危机过去了，是不是就不再需要强调基本公共服务投资了？

　　方栓喜：改革开放走到今天，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基本建立，社会利益多元化了，从国家层面，我们没有一套协调利益关系的体制性安排。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上，城乡、地区、不同社会群体存在很大的差距，是拉大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因素，扩大了机会和能力的差距。所以我认为要启动社会体制改革，协调重大利益关系，缩小城乡地区贫富三大差距，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国家最起码要做的也是必须做的，就是进行基本公共服务投资，让大家都享受大致相当的基本公共服务。这样也能够避免政府过多干预市场的弊端，是政府做自己应做的事情。

　　加大基本公共服务投资是一项长远的事情，至少2020年前都应当做，真正让基本公共服务惠及13亿人，达不到这个不叫全面小康，在制度安排上也难以说进入现代社会的大门。

　　新京报：你曾撰文提出，“加快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统筹城乡发展的一个大战略”，能否解释一下？

　　方栓喜：我国三大差距最主要表现为城乡差距。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分配差距6：1左右，如果农村居民享受与城市大致相当的基本公共服务，差距直接将缩小到3：1左右，更重要的是，农村居民能得到更多的发展机会，提高自身素质，使得我国完成由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的转变。

　　现在农村仍然保持一家一户的落后生产，到何时才能有大规模现代农业？这是大家关心农村土地流转的重要原因。但如果农村仍由土地承载农民的基本社会保障功能，土地流转的确会出很多问题。如果能够把农民基本公共服务解决了，土地流转的社会阻力就基本排除了。这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条件，发达国家无不是走了这条路。

　　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二元户籍制度打破是最起码的。但户籍本身只是一张纸，城乡差别无非是基本公共服务的含金量不同。抓住了基本公共服务城乡均等化，统筹城乡发展全盘皆活。

　　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钱不是问题

　　新京报：从财政收入上看，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否具有可行性？政府能否拿得出钱？

　　方栓喜：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上不是一个简单财政支出问题，而是一个制度安排问题。如果政府仍然是一个经济建设型政府，什么时候都拿不出这笔钱，如果在制度安排上是一个公共服务型政府，即使举债也要投资。

　　按照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测算，未来12年，将基本公共服务财政投入每年提高1%～1.4%，平均每年投入0.5万亿～0.6万亿，总计投入财政资金6.42万亿，就可以达到在2020年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这一投入对于我国未来财政并不会构成太大的负担。

　　事实上，许多国家建立社会保障体制的时候，人均财政收入不比我们现在高。现在除财政比较宽裕外，许多专家也提出了许多主意，包括用国有资产充实社会保障，土地出让金等都可以用。当然，还可以发挥财政的杠杆效益，四两拨千金，吸引和鼓励民间资本投资学校医院等，不要都搞成政府垄断经营，花费会更少。这就需要启动事业单位改革等。

　　新京报：你曾提到，实现这个目标，要“抓紧制订全国范围内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其作用是什么？

　　方栓喜：去年广东委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进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的设计，一些地方如海南、浙江也都做了地方规划。但这里有许多矛盾，就是中央如果没有一个全盘规划，地方在许多方面会有很大的局限性。比如农民工问题跨省区，到底流入地、流出地谁主要负责？还让1亿多离乡农民工成为“三不管”的地带？如果中央的政策清晰了，地方在许多方面的探索会走得更远、做得更好。

　　再比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也是地区协调发展的重大战略性问题，扶持落后地区，是过去那种提高地方经济总量，还是投资于人更好？着眼于机会能力的均等化，是解决地区发展不平衡最有效的途径。由中央制订全国层面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战略规划，还可以鼓励一些落后地区进行试点。现在我国改革在多方面有综合改革试验区，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着眼于解决公平正义的突出矛盾，还可以考虑设置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综合改革试验区。

　　现在政府已经出台了两套刺激经济方案，建议考虑出台第三套，就是大规模投资基本公共服务的方案，这个问题解决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社会基础牢固了，消费信心树立起来了，社会和谐也考虑到了，未来20年经济持续增长就没有大问题。

　　本报记者 赵继成 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