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继成 王石川

　　刘仁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

　　■ 事件

　　2月12日，在押人员李荞明在云南晋宁县看守所死亡，当地警方最初通报死因为李荞明在玩“躲猫猫”游戏时，头部撞门框所致，消息一出，舆论哗然。随后，云南省委宣传部组织网友组成调查委员会，进入看守所调查，因检方拒绝其会见嫌疑人、查看监控录像，调查委员会的结论不仅没能平息争议，反而引发政府作秀与涉嫌违法之争。

　　“保持司法独立性本身不是目的，而只是实现司法公正的手段。只要有利于司法公正，就不能以司法独立性为借口，拒绝民意的监督。”

　　网友进入看守所调查，不违法

　　新京报：宣传部门组织网民成立调查委员会，进入看守所调查，这种行为遭遇了是否违法的争论，你怎么看？

　　刘仁文：我觉得不能说它违法。我国宪法规定，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可以说，民众对司法机关进行监督是一种宪法权利。如果出于监督的需要，有必要在某些特定案件中通过调查委员会的渠道，来理顺民意与司法的关系，我认为是完全可以的。网民调查并不取代司法调查。

　　新京报：有人举例说，一些大学生利用寒暑假做企业劳工状况调查，并向社会公布结果，都是很正常的。

　　刘仁文：我同意这样一种思路。对于约束国家机关公权力的举措，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法律没有规定就违法，这与限制公民私权利的思路是不同的，后者除非法律有明确授权，否则国家机关不能随意限制公民的私权利。

　　法律解释提倡一种目的性解释，就是要根据法条在适用时的目的、意义和所要保护的利益来解释，看它最终实现了什么效果。如果从宪法上能找到这种合目的性的条款，行为本身又不是为了干涉司法独立，而是为了促进司法公正，即便表面看没有具体的法律依据，也是符合宪法的精神和宗旨的。

　　新京报：有人可能不同意，说你去企业调查，是秘密进行，而进看守所是上级打招呼的，涉嫌以权代法？

　　刘仁文：这倒是个问题。前面你例举的那些调查基本上没有障碍，但网友要参与躲猫猫事件的调查，看守所却是封闭的，如果没有宣传部门出面牵头和协调，恐怕是进不去的。不过我的意见非常明确，这种吸纳民意的举措总的来说是值得肯定的，只要这种介入不影响司法独立，是为了保证司法公正，不仅不违法，而且是符合法律精神的。不能因为看守所的特殊性，就拒绝社会监督。当然，如何使这种监督规范化、制度化，是下一步要讨论的。

　　借鉴英国的羁押场所巡视制度

　　新京报：虽然网友进入了看守所，检察部门却拒绝网友见犯罪嫌疑人、查看监控录像，认为没有法律依据。你怎么看？

　　刘仁文：对于网民调查这种做法，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不允许，也没有明确赋予权利允许这么做，这个时候，司法的能动性应该根据宪法里的“依法治国”和“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等条款允许做这个事情，而不能囿于过去长期以来形成的执法习惯和思维，一拒了之。遵循的原则就是前面我所讲的：凡是不利于公民的，必须要有法律明确规定才能做；凡是有利于公民的，只要法律没有禁止就可以做。

　　在这方面，也许英国的羁押场所巡视制度能给我们一些启发。1981年，英国伦敦南部布瑞克斯顿市发生大规模骚乱，事后，斯卡曼大法官率领的调查小组在报告中认为，骚乱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当地黑人社区对警察的愤恨，并建议应当加强当地社区对警察羁押的监控。为回应社会公众对警察执法的怀疑情绪，针对警察羁押机构的独立巡视制度开始建立。经过不断完善，最终在2002年的《警察改革法案》中，将羁押的独立巡视制度正式上升为法律。

　　巡视员是从当地社区选出的志愿者，他们的探访可以在一天中的任何时刻进行，法律要求警察对巡视员探访警局的临时羁押场所提供迅速的放行。巡视员可以与被羁押人自由交谈，询问其近况，确认其明确知悉在警察局羁押期间所享有的各种权利，特别是享有法律咨询以及通知外界其被羁押的权利。

　　此外，像国际红十字会对战囚的巡视工作机制也有类似的功能，那就是增加对这种神秘而不开放的场所的社会监督。

　　新京报：侦查机关会提出异议，说侦查阶段为了办案，需要保密？

　　刘仁文：只有这一个理由，说见了以后会串供、会导致毁灭证据，影响案件的侦破或诉讼程序的进行。但这个是可以技术解决的，比如办案的民警站在旁边，限定谈话的具体内容等。不能因噎废食，完全禁止侦查阶段的犯罪嫌疑人会见外人。可以设立必要的批准程序，但前提是确认这是嫌犯的一项权利，原则上应当批准。会见既包括基于满足亲情需要的亲人，也包括基于监督需要的社会其他人士。尤其是当办案机关已经搜集好证据甚至侦查结束、完全不存在毁灭证据和妨碍案件的进一步侦破时，更没有必要禁止见人。国外和境外都规定可以根据案件不同的发展阶段，允许监督力度的不断加大。

　　将来应该立法，明确一个原则，在不影响司法独立的前提下，鼓励一切适当的民意监督。以这个原则为指导，去细化我们的立法，不能细化的，再按照这个原则来解释法律，找出路径。前面说了法律解释的目的性原则，还可加一个原则，那就是法律解释的体系性原则，也就是说，在找法和用法的过程中，要从宪法的高度、从整个法律体系的宗旨来判断，看看我们究竟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能不能达到这样一个目的。

　　新京报：我们现在在侦查阶段，不仅不让网民见嫌疑人，连亲属也不让见。

　　刘仁文：这已经是司法实践中见多不怪的一个现象了，尽管这种做法非常不妥。

　　大家想一想，在没有判刑之前，按照无罪推定原则，嫌疑人尚是无罪之人，那些已经被定罪投到监狱里去的人都可以允许家人探望，为什么无罪的时候不允许？过去我们太强调办案机关的方便了，老是希望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关起来什么人都不让你见，不是又安全又便利办案吗？这种做法和观念已经不适应这个权利的时代了，应当加以改进。一个人被抓起来，一家人都着急啊，这时候你可以说基于办案的需要，不允许他们交谈案情，但应当允许他们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