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金融危机不来，中国经济早晚也会出问题

　　新京报：关于当下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有几种观点，有的坚持是国际因素造成的，有的坚持是中国经济结构自身存在问题，国际的影响并不大。您的观点呢？

　　周瑞金：我认为，世界金融危机对我们有影响，但不是主要的，即便这场金融危机不来，我们的经济也会出现问题，内生因素是大于外生因素的。

　　第一，中国经济长期以来结构、分配不合理，过分依赖投资、出口，在国家财富分配方面，国民收入占的比例过低，投资比例过大，导致消费萎缩。对外依存度畸高也是我国经济的一个病症，这些年一直没能实现很好的转型，加上这几年的国进民退，大量资源向政府和大型垄断企业集中，市场化开始走回头路。

　　第二，这两年实行“防过热、防通胀、防资产泡沫化”的“三防”政策，这个方针是否符合实际，当时就有不同看法，结果这个政策出来不久，就赶紧调整了。更严重的是，当时大家把“三防”的重点放在民营经济，打击的都是民营企业，导致资源、资本向政府、国企垄断，民间活力丧失。

　　结果，国际金融危机一来，订单减少，一部分外资撤退，珠三角、长三角中小型出口企业大幅度萎缩，大量工人失去了工作。

　　而且，我在美国切身感受到，金融危机冲击的是华尔街白领阶层，这些人早已赚饱钱了，危机来了，他们没有生活之虞，不少出去环球旅游，或到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就业，生活没有受到太大影响。相反，在中国金融界的白领阶层受到的冲击很小，主要是外向型企业的农民工大量丢掉饭碗，这就直接影响到民生问题。

　　所以，我们应对金融危机，和美国不是一个层面的问题。美国要研究怎么监控金融衍生产品，我们中国呢？金融还不发达，体制问题多多，我们是要提倡金融创新，进一步开放，在创新、开放中研究管理、监督的制度和措施。

　　4万亿投向民生、社保、中小型民营企业，鼓励创业，才是治本之道

　　新京报：这几年，中央将推动4万亿投资来刺激经济，拉动内需，解决就业。您对投资的方向有什么看法？

　　周瑞金：我国政府财力十分雄厚，投资积极性空前高涨，这是改革开放使我国国力大大提高的结果，令人鼓舞。

　　然而，投资比重畸高、消费比重畸低、对外依存度畸高，是我国经济的一个病症。在这种弊端明显的经济发展模式下，财富大部分集中在政府手里，今天应对危机依然以增加本来就畸高的投资来刺激经济，这就难免让人担忧：这场投资虽然能收取保增长、缓解就业压力的短期效益，但是会不会带来我国经济结构更加畸形、产能更加过剩的结果呢？

　　4万亿大量用在建设基础设施，比如铁路、港口、航运，当然短期内对于保持就业有好处，但从治本看，还不在这。

　　比如杭州到上海，要修一条半小时就到的高速铁路，这个即便不投资，差半个小时，对老百姓生活、对经济发展，有多大影响呢？这项投资能在多大程度上推动民生改善？能对经济长远发展起多大作用？这就值得研究。

　　新京报：您的建议是什么？

　　周瑞金：在我看来，一些学者关于不要把提振经济完全押宝在扩大基础设施的投资上，不要将民众银行储蓄没完没了地注入国有垄断企业，金融政策要重新向民营中小企业倾斜，开放教育、文化、艺术、传媒、卫生等行业的民营企业准入机会，更多地刺激民营企业投资而不是垄断国企低效投资，打破城乡劳动力流动的户籍壁垒，通过发放消费券甚至释出部分垄断国企股权平均分配给民众等方式，推动国家财富向国民财富转移，建立完善的社保体系……

　　这一类思考和建议，都是值得认真思考、严肃对待的课题。

　　总之，4万亿要更多投向民生，投向社保，大量用在推动中小型民营企业，大力鼓励民众创业，这才是治本之道。

　　如果只重视基础设施和国有大中型企业，而对受冲击最为严重的民营经济不假援手的话，对调整经济发展模式不利，对改变收入分配不公和开放垄断领域不利，对新社会阶层显失公平。

　　反腐败，关键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新京报：人民网等网站连续几年的两会热点调查，反腐倡廉都排名第一，怎么看公众对反腐的期待？

　　周瑞金：大家关心的其实是政治体制改革。

　　腐败与体制有关系，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掌握了大量政治、经济、社会资源，大量民营企业很难得到这些资源，必然要通过政府得到这些东西。

　　不正之风80年代开始就有，但不太严重，为什么90年代开始严重？主要是房地产开发，土地要素资源掌握在政府手里，资本金资源掌握在国有银行手里，为占有土地、资本这些生产要素，导致了官商勾结、权钱交易，产生大量腐败。

　　新京报：反腐败的出路在哪里？

　　周瑞金：公民社会的体制由三方面权力组成，第一，公共权力，政府掌握；第二，社会自治组织，有参与社会管理的权力；第三，企业，有掌握市场资源分配的权力。三方面权力，相互配合、相互监督。公民社会就建立在这三元权力构架之上。

　　但现在，社会权力全集中到政府，社会自治组织发展不足。因此，改革政府的全能主义，才能消除腐败。

　　这既是政治体制改革，也是社会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去年我提出，要以政治体制改革为重点，推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的体制改革，只有这个解决了，才能从根源上解决腐败问题。

　　新京报：当下，备受瞩目的一项改革，就是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全国推广此项改革的时机是否成熟？

　　周瑞金：官员财产公开制度是建立民主政治制度的题中应有之义。阿勒泰改革的反响非常强烈，我认为这项改革应该提上议事日程。

　　当然，官员财产公开难度很大。工资、奖金公开容易，不动产公开不易，到底有几处房产就不易搞清楚。至于金融性财产就更不容易搞清楚。况且，现在有很多腐败，官员本人并没有直接拿钱，大都通过子女、妻子、情人的渠道，甚至是无形的，或者是退休以后得好处。

　　所以，我认为监督要逐步来，先从财产公开开始，一步步做起来，能公开就是一种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