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立坚      

　　G20峰会之前，各国首脑都对如何抑制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表明了自己鲜明的态度，各国出自本国利益的考虑而提出的建设性方案，侧重点都各不相同，所以，要想在短期内达成共识，找到各国都可信赖的克服危机的方案，确实很难。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也不要太乐观地期待这场峰会真能产生什么实质性的效果。但是，作为美国最大债权国的中国，如何表明自己权利和义务对等的国际合作立场，以及如何向世界阐明改革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构想，都将成为海内外关注的焦点。

　　尽管中国阐明的国际合作的立场(王岐山副总理的多元化合作方式的提议)和改革的方案(周小川行长超主权储备货币的构想)很难立刻就得到全体成员国一致的认可，可是，中国“主动出击”的积极态势会让所有的成员国感到，中国政府正在努力承担起维护世界经济稳定发展的“大国责任”。我们可以相信，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和核心竞争力不断提高，中国市场在世界经济的舞台上扮演的角色会越来越重要，那么，不远的将来，市场自然会接受中国政府在这次G20峰会上所提出的变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建设性方案。

　　当然，今天中国坦诚的建议首先会遭到美国的反对。因为美元主导的货币体系，是今天支撑美国巨大的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的强大支柱，也是美国度过当前金融危机对本国金融体系冲击的最后一道防火墙。一旦国际金融资本找到了一个更安全的避风港，那么，国际资本的流出就会让美国重演上个世纪大萧条时代的悲剧！所以，美国政府苦口婆心，反复强调今天世界各国应该齐心协力帮助美国渡过难关，以恢复金融危机爆发前全球化给世界所带来的双赢效果，为了保证国际资本不出现大规模的流出，美国政府宁愿接受不利于美国经济基本面复苏的强势美元状态。

　　另外，欧洲国家也感到美国这场金融危机的泛滥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麻烦。为了不让道德风险问题进一步恶化，他们极力主张要加强对美国金融创新过程的监管，尤其是对那些垄断金融创新技术的少数精英层建立事后有效的奖惩措施，以真正做到“收益和风险匹配”的公平原则。因为站在欧洲经济体角度上看，他们认为自己承担了更多的风险，而美国因为它特殊的货币地位和金融创新的能力，却获得了超常的收益而转嫁了应该由他们承担的风险。直到最近所出现的高额奖金发放事件，欧洲依然对美国的监管体系表现出极端的失望和愤怒。所以，这次峰会欧洲强调的是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要对现有金融创新业务实施系统性的监管。而对开创超出欧元范畴的国际货币体系，并没有像新兴市场国家那样倾注较高的关注。相反，它们对中国的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主张和人民币国际化的方案表现出了较大的疑虑。

　　综上所述，这三种不同的声音(美国强调齐心协力解决市场流动性恐慌的合作方案、欧洲强调加强国际层面上的联合监管，以及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要求改革现有的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在G20峰会上可能很难形成一种共同的声音。如果全球化环境下的问题不能通过各国共同有效的政策合作，那么，本国利益之上的救市方案很有可能会危害到他国的经济利益和政府目标的实现，于是，各种显性和隐性的贸易和金融保护主义就会随着捍卫自己国家利益的市场力量的增大而不断加剧，最终，世界经济的复苏将会被严重推后，从而造成全球的救市成本日益提高。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也应该在战术上做好寻求“次优结果”的合作方案的准备。比如，在扶持美国市场的流动性同时，也应该不断向美国阐明和强调中国作为美国最大债权国的利益；主张IMF按照权利与义务平衡、分摊与自愿相结合的原则筹集资金。在战略上，中国政府要充分利用G20峰会的舞台，寻找灵活多样的合作模式，争取更多和我们面临一样挑战的成员国的支持，从而为我们自身改革(第二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和金融服务业的创造价值的能力)所需要的良好的外部环境打下坚实的基础——这样的灵活性，可能比我们在峰会上过于锋芒毕露，一直从正面去强调自己作为最大债权国的利益的做法，效果会更好些。 (作者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