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

　　应英国首相布朗邀请，国家主席胡锦涛4月1日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前往伦敦出席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二次金融峰会。身处国际金融格局大变革的当口，中国的国家利益现在和一个国际谈判会议关系显得如此紧密。

　　在赴伦敦前夕，胡锦涛主席表示，面对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形势，当务之急是要尽快稳定国际金融市场；采取符合各自国情的经济刺激举措；努力抑制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推动对国际金融体系进行必要改革，等等。

　　无疑，要解决上述这些急切的任务，需要整个国际社会共同携手，需要一个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求得平衡的全球性方案。这也是G20伦敦峰会的主要使命。但在一个共赢的格局之下，并不意味着具体成员的利益诉求就一定处于模糊状态。从中国利益诉求的角度看，就大可以得到清晰界定，这也符合权利与义务的对应原则。

　　中国利益诉求，呈现在多个方面。比如抑制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就是其中之一。与此同时，中国在G20伦敦峰会上的又一个努力方向，应该是积极促成IMF决策机制的改革，而改革的方向，即是借鉴联合国等多边机构的机制，作为过渡，可以寻求达到一种中庸状态。

　　在目前的国际机构运作机制中，以联合国为代表的一国一票制和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为代表的份额发言权制，是两个最主要的类别。在联合国机制中，中国是常任理事国成员，拥有一票否决权。而在IMF、世界银行等金融类国际机构中，由于份额较低，中国在其中的地位与自身作为世界主要经济体地位明显不符。而且从短期内来看，中国无望获得份额和投票权的大幅提高。

　　在这个背景下，中国驻IMF执行董事葛华勇近期指出的方向，值得重视，或可上升为中国对IMF改革的更高层面诉求。他指出了两个方向：其一，IMF的重要决策要由目前的多数投票权原则，改革为“双多数”原则，即投票权的多数和成员国的多数，共同通过；其二，要提高决策的否决门槛，即应规定重要决策由70%~75%的投票权通过，从而防止个别国家阻挠基金组织的决策。如果IMF的决策机制能够实现改革，投票权份额多寡的价值将变得没有当下那么重要。

　　这个建议的核心，是改变美国目前所具有的IMF决策一票否决权。实际上，这个方向拥有很强的国际支持力量。3月25日，由IMF指定的“国际金融界名人委员会”发布报告，报告建议，将通过重大决议的多数票比率由85%降为70%至75%，以确保通过的决定得到大多数成员的拥护。这相当于废除了美国的一票否决权。目前美国拥有16.77%的表决权。

　　如果能够将中国在国际多边金融机构的利益诉求方向，从增加投票权份额，转向一方面努力增加份额、一方面努力促成国际多边金融机构本身的决策机制改革，中国和其他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将能够更快地享有本应享有的权利。

　　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在近期提出，短期以特别提款权(SDR)取代美元成为储备货币，来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但对于中国来说，人民币并不在SDR的货币篮子中(目前由美元、欧元、英镑、日元构成)，周小川提议，要扩大SDR的货币篮子，纳入主要经济体货币。而扩大SDR货币篮子本身，即需要IMF投票通过，美国还是拥有对该建议的否决权。

　　可以说，只有彻底改革IMF等多边金融机构的决策机制，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才能够在短期和长期实现自身的利益诉求。

　　日前，一些海外媒体提前泄露了各自版本的伦敦峰会会议公报草案，从这些草案来看，IMF将得到各国的注资，甚至还将会拥有更多的评估、监督权力，但IMF的投票权和决策机制并没有得到任何实质性的改革推进。身处G20俱乐部中的、包括金砖四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需要好好利用这两天的谈判机会，来积极争取更具有实质性的改革进展。

　　当然，我们也不能对IMF改革抱太高的期望，更不能投入全部注意力。与此同时，中国也必须对金融秩序演变的其他更务实的可能进行深入研究，并制定相当对策和预案，如多元货币储备体系，甚至是“金本位”的回归。

　　实际上，除了积极争取IMF等多边金融机构决策机制的改革以外，在G20会议上中国还有很多关乎自身的利益诉求。比如呼吁美国有序可控的货币发行机制，以避免财政赤字货币化可能导致的通胀和美元贬值，给中国巨额美元外汇储备购买力带来的削弱压力；防止各国的竞争性货币贬值，以给人民币国际化一个更好的全球环境；加强对全球资本流动的监管，以缓和中国自2008年下半年以来在国际收支资本和金融项目领域的资本外流压力，等等。

　　在2008年11月15日华盛顿G20会议、4月2日伦敦G20会议之后，2009年年底将举行的下一轮G20领导人峰会或许会在亚洲举行。因此，中国可能还需要考虑一个问题，即是否要在伦敦会议上，提出做下一次会议的东道主，并和这一次的伦敦一样，参与主导下一轮的全球金融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