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袁鹏

　　4月1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借共同出席G20伦敦峰会之机，实现首次会晤。双方在一系列国际和地区重大问题，以及双边关系未来发展等方面达成广泛共识，“胡奥会”也因此成为G20峰会期间最大的亮点之一。

　　此次会晤之所以引人注目，一方面是因为，在国际金融危机仍未见底、未来金融秩序有待重塑的关键时刻，中美关系的未来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之效。另一方面则因为，国际社会近来反复炒作所谓中美“两国集团”论，两国元首在G20峰会前的会晤，自然引发更多关于中美共治的联想。

　　对于中美关系而言，最引人注目的成果有二：一是明确了两国关系的新定位，即“共同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关系”，二是确立了深化两国关系的新机制，即“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如此迅速、高效地给两国关系定位、定调，这在中美关系史上还是第一次。

　　如何定位两国关系，历来是中国政府同美国新政府磨合的重要内容甚至关键环节。回顾冷战后中美关系的发展演变，克林顿政府上台之初，对华态度消极，虽较快确立对华接触政策，但真正解决两国关系的定位问题是在其第二任期，也即1997年两国确立的“共同致力于发展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小布什上任之初，将中国称作“战略竞争对手”，在经历“撞机事件”等冲突及深度磨合后，大体经过一年多时间才以“坦诚的建设性合作”(即所谓“3C”)定位两国关系，到第二任期双方才共同确立“既是利益攸关方，又是建设性合作者”的新定位。而奥巴马政府上台刚两月有余，两国即确立“积极合作全面关系”的新定位，这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这一定位不仅在于速度快，而且在于内涵丰富，胡锦涛主席在与奥巴马的会晤中非常全面地阐释了中方对“积极”、“合作”、“全面”三个词的看法，概而言之，两国关系未来应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展开广泛的合作，努力深化各个领域的全面关系。这一定位不仅继承了此前“建设性合作”的总体精神，而且朝前又迈进一步，凸显了“积极”面向和“全面”内涵，充分反映了中美关系过去30年的发展成就及两国关系的复杂性，更重要的是，体现出中美关系只能进不能退的政治意愿。诚如希拉里所言，中美关系过去30年是接触了解的时期，未来30年应是深化合作的时期。新的定位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发展无疑具有重大指导性意义。

　　“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新机制的确立，则从具体政策层面体现新定位的精神实质。这一新定位看似是对布什政府时期中美已然进行的战略对话与战略经济对话两个机制的重新整合，实则意义深远。其一，美方不仅开始以“战略对话”代替此前一直惯用的“高层对话”，而且由国务卿希拉里亲自出马对话戴秉国国务委员，不仅结束了双方对“战略对话”各说各话的局面，而且提升了对话的层级，更加体现出两国关系的战略性；其二，将两个机制整合并进行重新包装，体现了中美关系的特殊复杂性和新时期的新特点。因为许多重大问题如气候变化、能源合作等，既属战略经济对话范畴，也超越一般的经济意义带有战略对话的性质，将两个机制进行整合，将更有效地协商和处理两国关系的重大问题；其三，更重要的是，两国元首的特别代表戴秉国、王岐山与希拉里、盖特纳共同主持“战略与经济对话”，形成中美特有的“2+2”机制，不仅凸显中美关系的特殊重要性，而且宣告中美新型合作模式，即两个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阶段的大国，希望通过战略的与经济的对话，实现深度沟通、深化合作共赢、推进关系发展。这既不同于美日“2+2”(两国国防与外交负责人对话)那种军事安全色彩浓厚、带有部分冷战色彩的对话机制，也有别于历史上美苏之间的安全对话机制，体现出一种历史性创新。这正是中美关系实现长期战略稳定所必需的。

　　新定位与新机制的迅速确立，既是因为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中美之间的相互需求更具现实性和紧迫性，也是因为中美关系经历30年正常化发展已然累积更厚实的基础。奥巴马新政府上台两个月，胡、奥两次通话，希拉里国务卿和杨洁篪外长成功实现互访，胡奥又实现首次会晤，凡此显示中美关系开局良好。

　　然而，历史也反复证明，中美关系从来都不会一帆风顺，今后也绝非一片坦途。就在奥巴马政府积极推进中美关系、战略界热议“两国集团”论的同时，美国国会连续在西藏问题、台湾问题上出手，五角大楼借所谓的舰艇摩擦事件炒作，一些反华利益集团也开始在经贸、汇率等问题上重新集结。而围绕国际金融秩序、海洋权益等领域的博弈也将更加鲜明。双方虽已明确定位和机制，但如何将其转化为具体的政策成果，则有赖彼此继续把握当前的良好态势，更加解放思想和积极作为。毕竟，后兴大国与现有超级大国之和平共处历史上鲜有先例，而不同社会制度之和谐共生也绝非易事。中美关系如何在新的起点上开创历史新篇，对中美两国乃至全世界，都将是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