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晓亮

　　11月1日，北京提前一月迎来入冬初雪。京城2009年的第一场雪，仿佛是为科学界相继陨落的两大巨星而悲戚。

　　10月31日，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稍早一些，中国生物物理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中科院院士贝时璋先生，于10月29日在京逝世，享年107岁。

　　这一情境，宛如历史的悲情重复———今年7月11日，文化老人任继愈和季羡林先生，同天辞世。更让人怅然的是，今天人们对钱学森和贝时璋先生的悼念，竟也和七月份的那次一样。

　　钱老辞世，人们惊呼“他带走了一个时代”。能“带走一个时代”的人，自身就是一部传奇。钱学森一生荣誉无数，当然，其卓著成就，不是荣誉所能涵盖的。而对贝时璋先生的离去，似乎只见一条简短的新闻。

　　联系到数月前，任、季二老仙逝后的悼念场景，你会发现，这一幕何其相似乃尔！正因如此，我们不妨思索一下如此致悼的含金量，不能纯粹为了祭奠而祭奠。同为学界先驱，为何悼念规格迥异，是一句知名度不同就能敷衍塞责的吗？若只认知名度，岂不等同于娱乐追星了？

　　当然，对比国外，那些大师级人才去世，也会有举国痛悼的场面，只是他们无论人文类还是社科类大师，生前身后所受礼遇，大抵相同。这才是一种正常的学术和社会氛围。而我们这里，以前述几位长者的遭遇看，显然有所差别。而有些引起全国性悼念大潮的，又未必是直指其治学的终极人文关怀，反而可能是被掺杂其中的权力或行政因素所裹挟。

　　那些科学界和文化界的前辈，一生治学矢志不渝，堪称知识楷模。可悲的是，有时假如没有权力的“面子”，其学术的“里子”或许直至其谢世，也难引起足够的关注。而那些身后备享哀荣的，又多是被权力因素架上高台的。倘在生前，他们可能会坚辞不受。如梁文道所言：“不妨承认，虽然人人都称季羡林先生是大师，但我们绝大部分人根本连下这个判断的资格都没有”。

　　此外，哀悼中，我们与外人相比还有个深藏于心的不同之处。那就是在“国失重器”的悲恸之外，关于后继乏人的深层忧虑。季羡林曾被称为“中国最后的大师”，现在钱学森离世，又该如何形容举国之悲呢？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那种一哄而上的纪念，也像是一种群发性焦虑，在特殊时间节点准时爆发，表达的都是对于大师级人才“绝代”的切肤之痛。生老病死，具有不可抗性，没有哪位大师能与世长存。只要后起之秀，能渐次接位，人才培养和大师终老一样正常，就没有特别的遗憾。

　　“中国何以不出大师？”钱老生前痛切的质问，现在亟需解答。而这需要剖析权力和学术的关系。权力之于学术，不应只停留于对硕果仅存的学界泰斗的国宝级呵护，更不能树立一两尊权威，供后人膜拜。

　　因为学术的终极关怀，永远是追求真理和普适的价值信仰。而这个起点，则往往是通过与权威的“挑衅性对话”所迸发出的创新火花开始的。权力需以谦卑和理性，尊重学术规律。以国家权力为高校和科研院所、民间学术团体，提供公平有序的制度环境。除此，就是保障健康的学术秩序不被滋扰破坏，而学术自治的力量会以其生命力作出完美的反馈与回报。

　　只要确立起良性的人才培养机制，泱泱中华，出几个如钱学森、季羡林般的旷世俊才，当非难事。这个道理，不难明白。关键是主管部门能不能从权力自省开始痛下决心，从根本上革除学术行政化的积弊。这才应是对大师们致悼的绝佳方式。否则，或只能跌入魔咒：在大师辞世时，不断以悼念之名，咀嚼“大师”后继乏人的苦楚与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