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百柯

　　10月末的中国科学界悲欣交集。30日，中国科学院开了建院60周年纪念会，国家主席致贺信。此前一天，最年长的院士贝时璋辞世。此后一天，“科学巨子”钱学森故去。

　　观瞻两位科学老人留给世人最后的容颜，令人怦然心动的是他们的眼睛。107岁的贝时璋和98岁的钱学森，历国运之变幻，阅人事之浮沉，观科研之拓展，一生不可谓不复杂，然而他们在个体生命行至终点时，却保有清澈的眼神。

　　这眼神投向传奇般的过去——民国初年新学引进的筚路蓝缕、1948年的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评选、1950~1960年代的新中国科学崛起、1970~1980年代的“科学的春天”。这眼神也投向未来——那是一个能向“钱学森问题”交出答卷的时代吧。

　　惟独在当下，这清澈的眼神失焦了。60岁的中国科学院，在人类科学共同体的生命中，大概只能算是青年(15岁的中国工程院，够算少年吗)。然而翩翩少年、英挺青年的姿态有几分？但见暮气沉沉更多。至于甚者，不仅少了一分年轻的意气，老年的世故、权谋、算计，统统都有。

　　不苛责个人，起码如今这个科学共同体，和两位前辈对不上眼。清澈眼神若逼视，能榨出西装下面藏着的“小”来吗？

　　“小”病有二。一曰境界低。贝、钱一辈科学家，对于国家民族兴盛之事业，念兹在兹，对于个人物化追求，看得寡淡。这样的人生，当得起“疏朗开阔”四字，也当得起“诚挚”一词。如今学者，包括不少院士，个人私心重压下，终日营营役役，实在有辱斯文。

　　二曰气局窄。古老中国一旦开始现代转型，便有一批智者矢志追求最尖端的科学研究，其眼界和能力都是世界性的。钱学森的传奇故事，便是明证。如今学者，同样的，包括不少院士，自怯于开创性研究，自欺于低水平重复建设，自恋于课题、评奖，广阔的科学田野活活被切割为私家耕种的一亩三分地。

　　作为中国科学共同体的机构形态和水准象征，科学院(包括工程院)有诸多成果，也确有巨大贡献。但对于“小”病，它显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政治性的驯化，以及利益上的交叠，使得科学院越来越失掉它本来的面目，越来越像一个政府机关。

　　60岁的中科院迎来许多祝贺，祝它有更大的发展。这一点其实并无疑义，发展是必然的，但发展方向和发展品质便大有讨论的空间。结构性失误不除，体制性积弊不除，“小”病不除，下一个甲子的科学院，只能是越发展，越显机构臃肿、人浮于事，越呈南辕北辙、缘木求鱼。

　　须知：科学院不是衙门，院士不是终身制官僚。

　　衙门化的科学院和官僚化的院士，已经开始伤害这个机构和这一称号在社会中的美誉。作为中国科学院原学部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钱学森的去世又带走了几分公众对院士的敬意，又消褪了几分科学院、工程院的神圣光环。看那漫天的纪念和致敬，如果不是对中国科学界现状的嘲讽和批判，至少应该理解为对中国科学共同体的鞭策和期许。

　　钱学森这个名字，代表着科学家在公众中享有的荣耀，也代表着中国科学家在世界科学史上享有的荣耀。他的去世，给科学院、工程院以及堂堂院士们提出一项挑战：如何能使得这分荣耀不归于消散、不归于虚无？如何去赢得新的荣耀——既在全球科学共同体中，也在全体国民的心间？

　　相比钱学森，贝时璋的离去显得寂寥。于公众层面，这无可指摘——普通民众的科学认知，需要的是明星，而钱学森的传奇经历，注定了他会成为这样的明星。我们所期望的，是贝时璋的辞世在科学院里、院士圈内、整个科学共同体中，不要太过沉寂。

　　院士们有义务使这位前辈的去世变得重要起来，他总结自己治学80年的心得，概括为“志勇恒爱”四字，即目标远大、一往无前、百折不挠和乐此不疲，堪为科学界座右铭。中国科学院有义务使这位元老的去世变得重要起来，因为他是大陆最后一位中央研究院首批院士，1948年那场空前(或许也有绝后之憾)的院士评选，承载着一种弥足珍贵的非政治化、非利益化的科学院组织状态。

　　切记：科学院不是衙门，院士不是终身制官僚。

　　我们期待60岁的中国科学院振作起十二分的神智，努力精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