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乔新生

　　钱学森先生的驾鹤西去，在知识界掀起了波澜。一些人缅怀他的丰功伟绩，感叹一代宗师的背影消失；一些人重温昔日的辉煌，赞叹中国的科技成就；一些人秉承科学精神，对他所处的时代进行全面回顾和反思。当然，也有一些人借古讽今，对中国浮躁社会进行深刻的批判；还有一些人念念不忘特殊历史时期，这位科学家关于“亩产万斤”的论断，希望以此来提醒那些可能名垂青史的科学家们，不要头脑发热，忘记了自己的本份。

　　这些广泛而又热烈的讨论，恰恰证明中国正处在一个多元的社会。盲目崇拜大师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人们从不同的角度抒发自己的情怀，缅怀这位科学巨人。

　　钱学森先生年轻时代虽然战乱频仍，但由于生活在学术气氛浓厚的校园，自身并没有受到磨难。在异国他乡求学期间，由于天赋异禀，成绩优异，所以很受器重，成为美国政府军事计划的参与者。按照常人的生活轨迹，他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单纯的科学家。可是，看到祖国惨遭蹂躏，他毅然决然地回到自己的祖国，并且找到了施展才华的平台。这是他的幸运，也是共和国的幸运。

　　作为一个科学家，他的成功具有多重因素。但在我看来，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他独特的思维方式。他的每一项科学研究计划都具有前瞻性。而恰恰是这种独一无二的超前思维，使他赢得了身后名。回到祖国之后，面临科学沙漠，他从培养科学人才开始，逐渐地聚集了一批对科学具有浓厚兴趣的学者。正是依靠这些理想主义者，在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开始了世界上最尖端武器的研制工作。每当科学研究面临困难，他总是能从大处着手及时地化解危机。根据火箭研发团队成员回忆，在火箭点火升空的瞬间，出现了巨大的“扰动”。不少人认为这将影响火箭发射，甚至会出现重大失误。可是，钱学森大胆决策，按期发射。事后证明这是一个非常勇敢也是非常正确的决定。换句话说，他和那些谨小慎微的科学家不同，在学术面前充满自信。他对自己所涉及领域的发展方向，具有一种近乎本能的判断力。正是这种力量，使得他能始终处在科学的前沿，并且无往而不胜。

　　钱学森的成功，不仅仅是举重若轻，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也不仅仅是专注于战略思维，而把大量的研究工作留给后人。他不仅确立了远大目标，而且建立了实现战略目标的科学系统，并且依靠制度驱动系统前行。他是一个战略大师，是一个系统专家，是一个标准的制定者，也是一个充满组织智慧的伟大学者。

　　缅怀这样一个科学大师，我们不能不对当今中国大师的泛滥表示忧虑。所谓大师，不仅仅具有百科全书般的知识，他还应该为学科的发展指明方向，为学术研究找到新的方法。从这个角度来看，恰恰是那些被公众所批评的学者，才有资格被称之为大师，而那些被自己的学生簇拥，在学术讲坛上呼风唤雨的所谓专家教授，只不过是一群碌碌无为的应声虫而已。

　　中国正处在历史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矛盾纷繁复杂。科学家应该善于从不同的角度，分析社会矛盾，并且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今天的大师应该像钱学森那样，面对棘手问题，不仅能找到突围的方式，而且善于整合资源，以集成的方式化被动为主动。现在，绝大多数中国学者既缺乏宏观战略眼光，同时又缺乏系统集成的思想，他们只不过是在各自的领域盲人摸象罢了。

　　怀念这样一位科学的领导人，实际上是在怀念一个时代，一个把科学当作唯一追求的目标，无论外部条件多么艰苦，矢志不移，努力奋斗的科学工作者。回过头来看一看现在的学者，他们很善于把自己的无能归咎于社会，为自己的急功近利寻找各种借口。他们拥有世界上最好的科研条件，他们掌握着世界最多的科研经费，他们像政治家一样在世界各地来回奔波，可是，他们从来都不曾想到，自己应该拥有一张平静的书桌。他们面对公众强烈质疑，不是反躬自问，而是争取更好的待遇。部分教育科研领导者受到这些科学家们的蛊惑，匆匆忙忙制定了各种各样规模庞大的科学研究计划，把大笔的经费交给这些碌碌无为的科学家。现在中国少数人拥有绝大多数的科研经费，这些人就像企业的老板一样，通过批发项目，成为科学研究领域的新贵。甚至还有一些科学研究项目的负责人，利用科研经费买官卖官。他们把科学研究当作敲门砖，在社会上招摇撞骗。这样的科学工作者能够带领中国走出科学的沼泽吗？

　　钱学森的精神遗产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高瞻远瞩；在政治的漩涡中闲庭信步；在物质利诱之下不动声色；在喧嚣的社会耐得住寂寞。假如我们只是看到他在科学领域的丰功伟绩，或者看到他在政治困难时期左右逢源，而没有看到他淡泊名利，报效祖国的热忱，以及在改革开放大潮中所表现出来的冷静，那么，就无法真正了解他的内心世界，也无法把他的精神当作遗产继承。

　　当代中国的学者，最缺少的就是反求诸己的精神。中国学者在批判他人的同时，缺乏最起码的反省意识。他们总是希望得到别人的理解和支持，但是，他们从来都不理解他人或者社会。这是一群在特殊的历史年代被抛弃之后、在改革开放时期重新被寄予厚望的群体所表现出来的焦躁形态。假如不能深刻地批判自己，那么，就无法真正理解钱学森，也无法取得他那样的成就。(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法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