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不敢捡钱等警察事件呼唤重建社会信任
作者：郭松民
日前，在南京汉中门大街出现令人感动又心酸的一幕：两名小伙子同时发现路边有一沓百元大钞，由于担心做好事反遭人误解，就没有捡起钱，而是冒雨守在路边等警察(12月 视频：两小伙路边发现一沓钞票 不捡冒雨等警察 来源：深圳卫视《正午30分》 9日《扬子晚报》)。
说令人感动，是因两个小伙子的举动表明，人间自有真情在；说令人心酸，是因这本是一件光明正大、理直气壮的好事，但两个小伙子却如同做了一件坏事那样陷入极度紧张当中，竟在雨中僵立几个时辰，直到接到报警的警察来拍照、清点之后才得以解脱。
仅就事件本身来看，我们不难发现，“做好事像做坏事”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社会成本的大大增加。不仅两个小伙双双付出时间成本，警方也付出了出警成本，而且，他们还要付出隐形的心理成本——直到最后的失主出现，并且确认他遗失的数目和现场清点的数目完全一致才算了结。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了社会信任的严重缺乏：没有人相信还会有人做好事，真的做了好事的人也不敢相信自己居然不会被反咬一口。而缺乏社会信任的后果，则是社会成本的大幅度增加，社会合作的难度大大增加。从逻辑上说，这种成本增大到了一定程度，甚至会导致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转完全处于失灵状态。此外，隐形的心理成本也更加难以承受：帮助别人的人，无法从中得到快乐，被别人帮助的人，不敢相信其中无诈，人与人之间，心与心之间，被筑起了一道厚厚的无形之墙，每个人都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
两名小伙子的故事之所以具有警示意义，还在于它并非一则孤立个案，而是一系列类似事件反复出现的逻辑结果。显然，重建社会信任已刻不容缓。解决这个问题，可以从技术制度层面和伦理层面等两个方面入手。所谓技术制度层面，指的是政府要制定合理有效的法律制度、法律框架，确保失信的成本远远高于收益，还应该尽快建立信用查询系统；而在伦理层面，最重要的是要重建社会共同体，中国是一个耻感文化有着丰厚土壤的社会，一个人在陌生人社会中往往不惮于失信，但是在一个共同体内部，由于担心被排斥和耻笑，却往往会非常爱惜羽毛，完成了社会共同体的重建，也就等于完成了社会信任重建的奠基性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