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王克勤在《中国经济时报》上发了一篇有关山西疫苗问题的报道，这起2007年曾引起轰动的疫苗事件被激活，舆论再度升温。事后，山西省卫生厅曾几次出面回应舆论质疑，回应也有专业检验结果作为凭证。

　　而在3月20日下午， 6名受害孩子的家长来到山西省卫生厅门前要求对质，并在与记者的对话中抛出了几点疑问：一是他们是受伤害孩子的家长，但在调查中，卫生厅方面根本没有联系过他们；二是鉴定报告由山西省内的医学专家尤其是山西省疾控中心的专家完成，这些人是否应该回避？三是通过正常的诉讼渠道向法院递交诉状，法院却不予受理，也无书面回复；四是“调查核实”一天内完成，是否时间过于仓促？

　　比较卫生厅的回应与家长们的质疑，两方声音虽不对等，但似乎已然形成一种交锋状态，并给人如下感觉：事件真相正得到步步逼问，似乎质疑一旦澄清，或者为继续回应质疑而给予更为完满的答复，真相就要水落石出。可惜，这种交锋状态仅仅体现于一种舆论图景，换言之，责任主体与受害家属在疫苗事件中并没有面对面的质证，质疑与回应各自为阵，真相并非在这种交锋状态中一步步浮出水面，反而是越来越陷入谜团。

　　面对这前后出现的质疑与回应，包括此前记者王克勤对山西卫生厅回应的否定，我们并不能基于日常经验来判断谁是谁非，谜团的破除尚有待全面与科学的调查、鉴定结果。这“科学”二字又是需要重点强调的。权且把科研机构、专业人员等等视作一种社会资源，现实情况是，这些资源的调动并非“权利散户”所能办成，而一般是由行政权力来完成，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对等。正因如此，在这类调查、鉴定工作中，舆论往往呼求独立的司法程序介入，或者是上一级行政权力介入，以保证剔除地方政府部门的权力私心。

　　调查、鉴定结果的科学性，并不是依靠专业机构的身份、科学术语所能验证，而需要凭借一整套严整的程序。这严整的程序，恰恰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科学。这种科学程序的专业操作者，最理想的莫过于司法部门，这是舆论呼求司法程序介入的原因。而舆论的另一种期待，即期待上一级行政权力的介入，首先当然是回避地域利益因素的考虑，其次则是因为上级尤其是中央一级行政权力一般代表了权力公信的底线要求，能与民众达成基本的信任关系。

　　那么，在独立的司法程序启动之前，或者在上级行政权力介入之前，我们唯有在各类质疑与回应声中，保持信息的跟进与舆论的关注度，如是而已。除了一个真相，任何信誓旦旦的保证与判断都属多余。当然，这类“疑云事件”的反复出现，仍然让我们无法释怀，这说明公共安全事件中的信息澄清机制还有待建设，如果疑云总是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被催逼出来，社会的信任关系终将难于脱离脆弱状态。

　　肖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