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丽娜

　　卡扎菲死了，欧洲理事会常任主席范龙佩乐观地宣称那“代表专制统治时代的结束”，这话让人们听起来多少有点不靠谱。一个被政治强人统治了42年的以酋长制度为主要统治方式的国家，在强人死去的瞬间就可以告别专制统治吗？相比之下，美国总统奥巴马的话更中肯一些。他说：“卡扎菲之死终结了利比亚人长期的痛苦，利比亚人有机会建立‘民主、宽容的国家’”。也就是说，这只是一个机会，但是，是否利比亚从此就能摆脱专制，他心里也没有底。至于利比亚“自由”了以后是否一定比以前好？显然，阿富汗、伊拉克以及刚刚变了天的埃及都不具有说服力。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也指出：利比亚只有通过民族团结与和解才能实现美好的未来，并呼吁：“这是恢复与重建的时刻，是发扬慷慨精神的时刻，而不是报复的时刻。”听得出来，潘基文对利比亚的未来忧心忡忡。

　　那么，为什么西方国家要对没有把握的事情下如此大的力气呢？很久以前，笔者曾听说过美国人为了向其他人解释捍卫国际人权的理由而讲述的“社区故事”。在一个社区中，一户人家发生了打孩子的事情。一个邻居不闻不问；一个邻居大声叫好；还有一个邻居叫来了警察。由此推理，国际社会犹如社区的邻居们，人们没有理由对其他国家内侵犯人权的事情袖手旁观，任何一个国家里发生的侵犯人权的事情，国际社会都应该干预。对于这样崇高的信念我们似乎没有理由不举双手赞成，而现实却时时让我们陷入困惑之中：

　　其一，国际社会的人权标准问题。为什么发生在西方的民众示威就是“骚乱”，而发生在它们之外国家的民众示威就一定是“正义呼声”呢？英国警察逮捕示威者就是“维持秩序”，其他国家逮捕示威就是“侵犯人权”呢？为什么美国可以直接飞越巴基斯坦的领空去击毙拉登，而其他国家的犯罪分子却能以避难的理由藏身西方国家而逍遥法外呢？同样是发生政府针对示威者的行动，为什么西方的盟国可以轻描淡写地带过，而西方的敌人就要被媒体彻底揭露呢？

　　其二，西方国家关注人权问题的地区差别。当今，索马里海盗猖獗，连个像样的政府都没有，那里的人民是否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几乎没有什么国际媒体给予详细报道，至少是没有形成讨论的热点。而对那些日子还过得不错的国家，特别是有资源又不听西方招呼的国家，那就不一样了。无论是伊拉克的萨达姆还是利比亚的卡扎菲，都无法摆脱西方的重点关切。而这究竟因为这些国家是世界上专制的国家，还是因为这些国家的石油资源，或者因为他不听西方国家的招呼，或者以上的原因都存在，就不得而知了。

　　如果一个国家觊觎他国的财富，或者试图转移国内民众对经济衰退的注意力，从而以冠冕堂皇的理由动用武力干预他国内政，对于国际社会而言，究竟应该赞扬还是谴责呢？这究竟是一个专制时代的结束，还是一个新的国际专制时代的开始呢？▲(作者是首都经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