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讯 正常化以来的中美关系，正在迎来它的“四十岁生日”，有收获的喜悦，有回望的沧桑，更有前路莫测的一丝迷茫。

　　美国国父华盛顿在其脍炙人口的《告别演说》中说过的一段话：“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习惯性的偏爱或习惯性的偏恶，这样的国家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无异于一个奴隶，是一个受自己的仇恨或偏爱摆布的奴隶。”而过去若干年里，为了放下历史的包袱，无数人在为中美关系做着不懈的努力。

　　有一位西方记者的描绘很能说明问题：

　　在70年代，美国记者在北京一下飞机，便会对接他的翻译说：“带我去采访动物园，看大熊猫。”那是一个对神秘的中国充满兴趣的时代。

　　在80年代，美国记者在北京一下飞机，会对接他的翻译说：“带我去迪斯科舞厅。” 那是一个对开放的中国多了许多认同感的时代。

　　在90年代，他一下飞机，对翻译说：“带我去见持不同政见者。”那是对发展中的中国抱有疑虑心理的时代。

　　而如果是今天，也许他会说：“带我去见商务部的官员。”新的世纪，迎来的就是这样一个理性看待中国崛起的时代。

　　这一切的演变，不仅见证了岁月的变迁，也见证了观念转变所带来的奇迹与繁荣。

　　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曾经有过这样一段回忆：

　　在70年代，当基辛格和周恩来首次会面，缔造两国间的战略力量组合关系时，基辛格曾开玩笑说，美国的商人总是不停地纠缠他，梦想向中国人出售“10亿套内衣”。

　　哈、哈、哈，这两位战略家坐在那些松软的大椅子里发笑。真是笑话！美国向共产党中国出售东西。更可笑的是，共产党中国向美国出售东西。真是令人捧腹。

　　但岁月就是这样奇妙，仅仅几十年的光阴，那些昔日的“梦想”已经成为现实，中美之间业已建立起密切而富有建设性的经济伙伴关系，并双方得益。而在尼克松总统首次访问北京的时候，美国人与中国做生意是违法的。

　　但问题是，“乘以13亿倍后，任何东西都会很多。” 或者用另一位企业家的话说，“比起中国，世界其他任何机会都是苍白的。”

　　这是很简单的道理，但明了这个道理，却耗去了人们太多的时间。并且将来，还可能会耗费人们许多时间。

　　不再将中国视为最大的潜在对手乃至敌人，是破解中美关系迷局的关键所在。

　　还是在1997年，历史学家戴维·肯尼迪就曾意味深长地问道：“当一国的敌人均最终消失，使它的存在再也不受威胁从而没有外部力量再激发它的活力时，它的国家特性感会怎样呢？”而布热津斯基则坦率地说，“美国需要一个敌人”。从这个角度看“9.11”前美国与中国、俄罗斯的紧张关系，也许就比较清楚了。

　　对美国人而言，有一个敌人的存在其实是有着相当的意义的，它不仅意味着军工事业的蓬勃发展有了充足的理由，也意味着民族活力的保持和国家特性的强化。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1994年，有两位美国学者警告说，冷战的结束“将会损害全国的凝聚力，种族和地区之间的分歧会随之露头”。而布什的“运气”也正在于，在他处于相对弱势的时候，恐怖主义——这一新的敌人的出现，不仅空前地凝聚了美利坚民族，也在客观上增强了他的领导地位。

　　同样的“好运”也属于中美关系，由于布什时期将主要注意力放在反恐和伊拉克战争上，中美关系迎来了自关系正常化以来最好的时期。但在奥巴马上台后，情况慢慢起了变化。

　　在希拉里等人的鼓噪下，奥巴马的重返亚洲战略逐渐定型，并在2012年初写入美国国防战略报告中。结合近年美国在南海等问题上的多番策动，中美关系很可能会因美国强硬地重返亚洲受到冲击，相应的危机管理将成为未来数年保持中美关系健康状况的关键之举。

　　诸多问题的背后，是中美之间的系统性矛盾。这既包括两国的意识形态差异，也包括全面而深入的接触所不可避免导致的摩擦，更包括“同轨不相容”状况下的战略冲突。

　　防止中美关系受到更大冲击，中国自身发展受到更多折腾，是迫在眉睫的战略思考。

　　避免被折腾的关键，是自强。于个人，这意味着不仅要有可持续的发展潜力，也意味着要有强大的内心。于国家，则意味着坚定不移地走在上升通道中，意味着要有文化的竞争力和民族的凝聚力，也意味着更有效地吸收别国的成功做法。

　　足够强大的博弈力也是应对折腾的杀手锏。这个世界的折腾，在很大程度上与各种资源有关，看上去冠冕堂皇的很多事情，背后都站立着国家利益或集团利益。中美关系的背后，也是如此。博弈无处不在，直面才是正途。

　　事实上，“四十岁的人”也也该懂得如何维护重要的“人际关系”了。如果说，奥巴马政府颠覆了太多布什政府的政策主张，那么，继续认为“中美关系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则是难得的继承。对于这份既重要又复杂的关系，需要耐心，也需要智慧去维护。二者缺一不可。(中国社科院美国所国际问题专家 张国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