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恒鹏：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可解看病难看病贵
朱恒鹏：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可解看病难看病贵
主持人：感谢，下面有请社科院的朱恒鹏教授来点评，大家欢迎！
朱恒鹏：看病困难简单的去解释和理解，会讲医院报销的比例多了，老百姓自费减轻了，看病不会那么贵，但没有那么简单，因为老百姓自己关注的是自付费用，从医生来说，管的是收入，如果坚持今天按项目付费的方式，增加再多的医保资金都会被医疗服务费用的上涨以及一些变相的费用侵吞掉。
过去农民看病没有新农合，400块钱全部自费，短短5年，老百姓看病的负担下降了一半，老百姓由原先完全的自付变成自付50%，可是原来花400块就能看的病，现在得花了800块——以前能用国产药的，现在全上进口药。这样能解决看病贵的问题么？如果我们要解决看病问题，当然医保要跟上，加大对农民和城镇居民的补贴，但医保付费机制更要跟上，传统的项目付费方式要调整。
既要解决看病难，又要解决看病贵的问题。用医疗服务费机制来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你要让医生和医院有积极性控制医疗服用，合理用药合理检查，即医院收入分配制度，医院有收入支出自主权。
第二，老太太去买黄瓜都知道，可以讨价还价，一条街上就一家卖黄瓜的，他要2块你就得给他两块。如果有两家，这家两块，那家一块五，自然就选一块五的，价格就降下来了。一个完善的医保付费方式能够有效发挥控费的作用，必须有足够多的竞争，首先社保部门有这个资格与能力，你不答应我的条件我换一个。在不降低服务质量、成本和安全的情况下，就要有充分的市场竞争，让患者有选择权。医疗机构必须“两头受气”——一边是社保，一边是患者，都得求着。
国有机构是无竞争的，要放开发展医院。但发展人民医院哪来这么多医生？释放很多公立医院的医生。刚才你讲协和的医生很忙，但很多地方很多医生很闲，还有很多医生很忙，忙着开会。既不认真当院长，也不认真当医生，干嘛非要两个都兼着？显然两个好处都有，但你会发现诺贝奖获得者并不一定要当校长的，国外有些大学、院系，大家不得不轮流当主任，大家都不愿意干。
一个社会这个领域以公立为主体时，必须建立严格的等级制，但搞等级制时，必须是等级高的权力多、资源多，这种情况下，一流的医生肯定去301、协和，为了让一流的医生能够去社区，就不能搞等级制。律师就不分主任律师、副主任律师。
主持人：我们是著名律师、非著名律师。
朱恒鹏：对，名声大，付的律师费高，医生是职称高，付的费用高，但公有体制下，能力不可判断，和学历挂钩，用职称来判断。要解决这个问题，要改革。我的看法是，如果下一步的改革思路明确，这些东西放开，快则十年，短则五、六年，医改就能成功。
王建勋：市场化可解决资源过分集中问题
主持人：下面有请王建勋教授做点评，大家欢迎！
王建勋：中国的医疗大家都很关注，看病难、看病贵很复杂，其实我觉得很简单，即打断现在的医疗行政化、官僚化、等级化。在北京有50多家三甲医院，那怎么阻止外地的老百姓到北京来看病？肯定要来，以后偏僻地区没有大医院，资源都集中在这里，不来，我们去哪里。在等级化、官僚化的体制下，好的医生都跑到好的医院去了，这个问题怎么办？私有化、市场化，没什么好的变化，走其它路子在我看来都是用一个错误来弥补另外一个错误，一些问题从根本上不能解决看病难的问题，要想更好的解决这个问题，是要走私有化这个路子。
市场化后，我们会发现资源过分集中的问题可以很好的得到解决，这些没有必要在北京市开办医院，在北京的医生，也可以走人，可以到云南或者某个地方开办私人的医院，你的收入不会比北京更少，这些问题都可以得到很好的解决。
汪庆华：医疗服务要均等化
投保多少都应享受同等医疗服务
主持人：下面有请汪庆华教授，汪教授对社会学方面有专攻，大家欢迎，
汪庆华：在中国的这些法律界的人士，无论是法学家、律师或者是公检法的司务人员，他们的小孩都非常愿意接着从事这个领域的工作，在中国做医生的父母，他们的孩子几乎没有愿意做医生的，包括我叔叔家的孩子，或者我舅舅家的女儿，没有一个人愿意做，这值得我们反思，中国医疗体制确实到了一个人有病天知否的地步，到了非改不可的局面。
第一，医改方向问题，在医疗服务市场化我非常赞成，但市场化和行政化还是市场主导、国家主导问题，我觉得要区分一下，有两个层面的问题，第一是医疗服务提供的问题，还有一个是医疗服务享有的问题，不应该把这两个问题混在一起，全新医疗问题，是医疗服务享有均等化的问题，在这点上，我不完全同意王建勋的看法，在医疗服务的提供商要市场化，在医疗享有的问题上要均等化，无论民众投保费用是多少，都应该享受同样的医疗服务，这应该是我们追求的目标，至于怎么样去实现，我最后可以稍微讲一点一点台湾的经验。
第二，医疗改制保障问题，这跟中国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的路径有关，78年的改革是政府主导性的改革，表现出一个明显特征：政策推进性，这有它的好处，政策对头时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但政策不对头时，是集中力量办大坏事，如何把这样一种政策推行的改革路径能否转变成一种法律保障？现在发改委本身的改革的合法性来源在哪里，自我约束在哪里？怎么确保它不是一个行政主导怎么去确保，现在医疗体制最大的问题是行政化、等级化，还有一个是特权化，医疗资源非常有限，往最少的群体去投入，即公务人身上，一个人可能享有几个医疗团队的服务。
第三，医改目标，从金字塔式的结构变成均等化模式，刚才王建勋也提到，现在私有化的改革，三甲医院如果能够相对的比较均衡分配在国家各个角落，就不会出现千方百计上京城的看病问题，这是我们的一个理想，但真的要去实现非常困难，因为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不仅是医疗驾驭问题，几乎所有领域里都有，因为这个国家是金字塔式的结构，是最优质的教育和医疗，公共的这种投入方面的资源，越到底下，投入越欠缺。医改的实现一定是和其它领域的改革相匹配，如果不改变金字塔式的权力运作结构和国家的社会结构，这样的目标非常难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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