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评论员 燕子山

　　唐慧虽然被释放了，但当地还预留了一个小尾巴：“唐慧应承担法律责任，但由于女儿身心受创，需要唐慧照顾，不予劳动教养”。

　　言外之意很清楚，劳教唐慧完全应该，当地政府没有错，错在她自己，释放她是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如果这就是最终结局，如果这种做派不受到主流社会的道德谴责，那么其中蕴含的巨大隐患，实在是比劳教一个唐慧要大得多。

　　唐慧作为一个维权者，她本来可以成为政府实现良性社会治理的合作者，因为她所要求的，并没有超出法律的权利，但她却成了一个被送进劳教所的异端。值得深刻反思的地方也正在这里。

　　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尚看不到地方政府对劳教唐慧有任何反思，这种权力的偏执和自我保护的本能，让人深感忧虑。不错，强大的地方政府以扰乱社会秩序为由劳教一个弱小的公民，如果僵死地理解和运用法条，找出几个执法依据也许并不难，很可能还会解释得滴水不漏，我相信地方政府有这个能力。但须知，苛求一个公民在遭到长期不公正待遇之后，仍能时时处处保持优雅的姿态，不说一句过头话，事事做得中规中矩，那么请问：你们凭什么对一个公民提出这么高的要求，以剥夺自由的方式对公民进行道德训导？如果这种隐性的权力扩张不能得到遏止，它会不会在这条黑道上走得更远？

　　现在一些人常常正襟危坐地抱怨社会上弥漫着一种可怕的戾气和焦虑，在我们的言论空间里，的确随处可以感知到那种普遍存在的极端表达，这种氛围像一种病毒侵蚀着我们的心灵，加剧了人们心态的失衡，压缩了社会总体道德水准的提升空间。究其根源，还应该从社会和政治的基础生态中去找原因，因为只有在一个公民权利和义务大致均衡的社会里，才能养成良好的文化和道德，才能养成积极向上的平和的国民心态，才有可能真正消除每个人身上的那种极端气质。而唐慧的遭遇，只能不断增加社会的戾气，这种戾气在公共空间的高效率传播，很可能培养出某种反社会的倾向，这是非常值得警惕的事情。

　　唐慧最令人敬佩的地方，是她虽然历经磨难，但并没有成为一个有极端倾向的危险个体。她除了下跪，除了不断上访，并没有采取什么破坏性手段来维权。从这个角度说，她其实是我们每个公民的榜样。她不认可撤销劳教的理由，表明她作为公民的基本是非感并没有被磨难销蚀掉，这正是中国社会未来的希望所在。一个法治社会，如果没有草根阶层的坚持甚至付出代价，将是不可能的事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唐慧虽是一介草民，但她身上尚存一种理想主义精神，她至少还坚信，法律不可能完全被少数人操弄。

　　并非每个人都能保证在遭遇相同的磨难后，始终能像唐慧那样相信法律和主流社会的力量；而唐慧的遭遇告诫我们，只有保护好公民的合法权利，才能真正防止公民个体异化成反社会的种子。不失去对法律的信心，不失去对党和政府的信心，哪怕历尽千难万险，也要维权到底抗争到底，这本来是我们时代最为可贵的公民精神。视这种精神为祸水，视这种公民行动为异端，这是对公民意识最大的消解，是我们时代最值得警惕的“负能量”。

　　可悲的是，在唐慧的整个遭际中，我们都能看到这种力量在左右着唐慧的命运，并使她一度陷入黑暗的境地不能自拔，如果没有健康社会力量的呼应，也许她至今还在艰难地跋涉。唐慧虽然被解除了劳教，但并没有触动这种力量，这正是令人至感忧虑的地方。

　　除了唐慧这样的公民自己的努力之外，这个责任应该由我们社会的精英群体来承担。面对在社会底层挣扎着的唐慧，精英群体的每个成员，都应该对唐慧说声“对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