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  逸

　　2012年由日本对非法窃占的中国领土钓鱼岛实施“国有化”闹剧引起的钓鱼岛问题，具有与以往不同的鲜明特征：这是一次同时在网下与网上两个彼此嵌套又相对独立的空间里展开的、兼具国内和国际属性的特殊事件。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多数大陆普通民众，只是对钓鱼岛问题进行“远距离关注”，但得益于网络空间的形成，特别是得益于以微博为代表的新媒体的迅猛扩展，2012年的钓鱼岛问题，成了一次全民围观下的外交事件，而中国的网民结构，又从另一个方面决定了其特征。

　　截至2012年6月，56.8%的中国网民年龄不足30岁，大专、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的网民占总数的21.6%，高中/中专/技校及以下学历的占78.4%，其中初中学历人群在所有网民群体中升幅较为显著，占到37.5%；从收入水平来看，74%的网民月收入低于3000元，月收入超过5000元的仅占9.9%。

　　从借助网络平台传达的各种信息，以及所造成的各种后果来看，网络平台发挥了以下三种主要的作用：

　　第一，作为交流信息、资料的学习平台，网络梯度推进与钓鱼岛相关史实、档案资料以及理论背景的普及教育进程。钓鱼岛问题的由来、发展与演进，涉及中国古代与藩属国的关系、中日自甲午战争以来的种种纠葛、二战后期至今美国谋划亚太战略的种种方案、与争端解决相关的各种国际基础概念与裁决依据、海量历史史料的真伪鉴别。网络平台为这些资料的传播提供了天然平台，但也对网民的学习能力提出巨大考验。

　　第二，作为各种不同观点、主张、论述彼此竞争的广场，提供了形式与程序上相对平等的人人参与的平台。微博、贴吧、论坛、博客构建的综合平台，网络提供了“总有一款适合你”的综合参与体系。这种讨论主要通过“打字”而非“说话”实现，一定程度上“言说”和“行动”彼此结合，带来了更大的满足感。

　　第三，成为检验意见领袖外交政策论述能力的考场。围观的大量网民在期待意见领袖提供清晰论述的同时，也在隐约中检验着意见领袖外交政策的论述能力及其真实的利益取向。而部分意见领袖也不出意外地展现了“一切问题都是体制问题”的强大论述能力：当中国外交部表示抗议过于“软弱”，是“体制问题”；当执法船护航有新闻没图像时，是“体制问题”；当有了图像而看不清国旗时，是“体制问题”；当有了示威游行且有了打砸抢之后，则更是“体制问题”。

　　综合对网络资料的初步分析，基本上能发现，钓鱼岛问题进入网络空间后，主要以碎片化、简单化、抽象化的方式进行传播，“钓鱼岛”三个字被各种行为体共同建构成了一个传播符号，用以寄托、表达或者合法化各种观点、言论、主张乃至线下的行动。对政府来说，如何确保将现实世界中与钓鱼岛相关的政策、行动付诸有效实施，在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同时让中国民众理解且满意，构成了考验决策者决策、执行能力的新挑战；对真正从国家利益视角关心此事的民众来说，在宣泄情绪、参与讨论和采取正确而有效的行动之间做出相应的取舍，也构成一种全新考验。而中国，则将在这种挑战与考验中前行。▲(作者是复旦大学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