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报特约评论员 顾骏

　　最近几天，中东部30多个城市出现重度空气污染，个别地方比如北京，出现PM2.5爆表，反映受污染程度的空气质量指数最高甚至达到950。污染如此严重，可以说已近人类承受的极限。

　　值得肯定的是，在雾霾发生之前各地政府都已制定紧急预案，如北京市政府有关方面通知市民减少户外活动，要求学校停止户外体育锻炼三天，以最大限度降低污染对市民和城市运作的负面影响，这体现了政府的责任意识。

　　然而，当前污染形势最严峻的地方不在于单次监测数据的新高，而是近年来污染程度不断攀升的趋势。与前几年应对沙尘暴有实实在在的举措，短时期内也见到了明显效果不同，至少眼前看不到哪个地方推出了短期内就可以见效的措施。因为解决环境污染，需要远期、中期和短期同时出招，消除雾霾等严重空气污染，需要整体统筹。

　　众所周知，中国大城市出现的空气污染，成因极其复杂，既有气候因素，比如空气湿度偏高，对流偏弱；也有地理原因，个别城市地处群山包围之中，污染气体不容易稀释；还有汽车数量暴增之后，废气排放急剧增加；更为根本的，大量人口集中在部分城市中，环境承载力达到了极限，等等。

　　所有这些直接成因还有其本身的促成条件。最近30多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在“效率优先”的发展战略指引下，工业化和城市化迅猛推进，各类资源富集在若干地区，主要是大型和特大型城市中。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的集中，造成空前的人流向局部地区集中。经济活动增强之后，财富高度集聚，生活方式的变迁带来资源和能源的巨量消耗，各类废弃物包括废气的排放跟着水涨船高。近年来成为公众关注焦点和空气污染首要因素的PM2.5上升，就是这样形成的。

　　就此而论，要改善城市空气，首先就要从调整中国社会的各项重要功能在不同地区的配置着手，从功能过于集中的部分地区，移出部分功能，这样才能釜底抽薪，避免人文效应与地理气候条件的叠加，缓解污染及其对人类生活的负面影响。在这一点上，新一轮的城镇化担负着特殊的重任，如果能够实现人口和社会活动的优化分布，可以为治理空气污染奠定良好的基础。

　　最近的空气污染监测结果几乎都同PM2.5上升有关。PM2.5是国内从2012年才开始采用的空气监测指标，过去我们长期使用的是PM10，针对空气污染采取的对策主要同颗粒较大的悬浮物有关。但现实表明，大颗粒悬浮物显著减少之后，较小的PM2.5成了当前的首要问题。尽管PM2.5的来源多样，但汽车尾气排放是个主要来源。这不仅同前面说到的财富集聚和生活方式变迁有关，更同国家的产业政策有关：如果我们仍然将汽车作为支柱产业，汽车购买力主要仍在城市，那只有一个办法降低PM2.5，就是加快推行更严格的汽车排放标准，提高汽缸燃烧要求和油品标准。靠降低技术要求来发展汽车产业的政策必须调整。

　　另外，要将减少尾气排放同缓解交通拥堵结合起来处置，本来交通越堵，汽油燃烧越不完全，尾气排放造成的污染越严重。在特大型城市中，中心城区收取拥堵费等政策应尽快制定并实施，不能减少汽车，至少应该减少汽车出行。

　　在远期和中期的决策之外，为减少严重空气污染对市民的直接影响，当前需要制定医学方面的措施，普及个人应对雾霾等极端天气的知识和方法，从减少污染严重时段的户外活动，到饮食改善、调整生活习惯、定期检查身体、早期发现肿瘤等，都应该列入市民的“应知应会”。

　　宏观问题的解决需要时间，微观层面的应对则可在短期内收效，并能有效减少极端污染天气的负面效应。重要的是，治理污染不单纯是政府的责任，社会各方通力合作，才有利于问题解决。

　　(作者系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原标题：治理城市空气污染需要整体统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