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波

　　中国正面临“四有社会”的巨大挑战：一是政治层面的“有痛施政”，改革的无痛地带越来越少，在公共治理、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社会“痛点”越来越多。二是经济层面的“有感发展”，人们越来越不满意“被增长、被幸福”，不接受“无感发展”的数据经济景观，而热切诉求收入增加、福利改善等实感实惠。三是社会层面的“有缝管理”，非传统安全事件、非利益相关性冲突和公共危机频发，不利于稳定和谐的机会缝隙越来越多。四是文化心理层面的“有梦时空”，人人都有麦克风，个个都想抢镜头，无不急于行使话语权。

　　这些因素叠加在“中国梦”的超大型社会巨幕上，造像斑斓且呈现国画的“散点透视”效果。尽管不同于西洋油画的“焦点透视”，但稍作聚焦即可看到其间遍布社会成员的“自疑心”和不满足感。如从国家整体来说，大家习惯于和美国比高等教育，和韩国比网络带宽，和澳大利亚比生态环境，和北欧国家比社会福利……“非对称比较”的心态凸显了后发赶超的热望。就国民个体而言，总会被与“中国式过马路”画上等号，并与德国人比严谨，与日本人比礼仪……在“选择性比较”中习惯于不被看好。

　　照此图解现实，就如拿奥运会十项全能冠军和跑步、跳高、跳远等单项金牌选手比单项成绩，结果可想而知。其实，我们固然有很多方面要向先发国家看齐，但却不必处处感到不尽如人意。更何况，在网络热炒海南校长幼女事件和刘铁男“情妇门”时，前有美国中情局长彼得雷乌斯因婚外情下台，后有分管美空军防治性骚扰的克鲁欣斯基中校因性侵被捕。此外，欧洲“马肉风波”愈演愈烈时国人遭遇“假羊肉”，国产“问题奶粉”曝光时“洋奶粉”频现丑闻……这一切，说明人性之丑恶并无国界之分野。

　　提高国家“同场竞技”的公平性，应有更合理的方法，如可拿中美同处世界经济“坐二望一”的发展阶段相比。在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美国贿赂的黄金时代”，日均两起以上的大罢工使全美陷于“阶级斗争撕裂国家”之痛。然而，美国虽在1860年GDP不及英国一半，到1894年已居世界之首，到1913年人均GDP“超英”而成为第一经济强国。美国从殖民地到大国崛起的故事版本很多，事实是其腐败高发期与国家崛起期、文化再造期和社会动荡期高度重叠。

　　美国在阵痛中完成国家重组并实现“美国梦”，要感谢两位白宫“关键先生”：林肯和老罗斯福。前者避免了南北因政治分歧而分裂，为经济“起飞”奠基；后者避免了国家因贫富分化而分裂，为“美国梦”定调。由此，成长为最大经济体的美国有足够体量和经济容量解决社会不公问题，如向先富快富者征收累进制所得税，将纳税人的钱更多转移支付到公共福利上来。这场“国家救赎”大戏的关键是，优秀的政治家通过顶层治理和政策创新纠偏反正，把“国家之痛”控制在可容忍水平，把“社会之缝”掌握在可接受程度。

　　国有良莠，民有爱憎，需以理性平和观之。我们当然不能妄自尊大，不必因基辛格们争相“论中国”、金融巨头黑石建立3亿美元留学中国的奖学金而沾沾自喜，但也无需妄自菲薄，过于苛责“四有社会”之现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国与民持守担当，愈痛愈坚韧，愈梦愈清醒，既把握当下，又看清未来，方可在强国富民的“最大公约项”中实干兴邦。▲(作者是中国社科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