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和平

　　“山顶上的人和山底下的人看对方一样小”。这一箴言蕴含了丰富的生活哲理：站在相反方向的人(群)分享同一互动过程时，具有小看对方的行为心理基础。

　　“小看对方”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象牙塔中苦心孤诣的学者常常无视红尘中的功利；处在一线的业者则不吝嘲讽大学教授容易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极端的时候，俗人和书呆子的帽子就扣给了对方。又如，机场的业者认为一旦出事顾客太难缠；后者则认为前者在航班出现延误时一问三不知难辞失职。

　　“小看对方”形成惯性会滋生行为傲慢，所谓“山顶上的人觉得山底下的人更为渺小”即是此理。这种行为逻辑对处在高位的人群有警示作用。处在高位的人在经历努力和时间成本，获得高位视界下的“风光”报酬时，觉得自己高大对方渺小的蔑视和傲慢概率比山底下的人要高。我们将这种互动过程中形成的不适度高位优越感概括为高位傲慢或者权力傲慢。可不是么，当薛蛮子将在西方所学的零碎知识进行筛选，并在微博上为自己垫起道德空间高地时，何其傲慢也！

　　事实上，虽然类似薛蛮子、韩寒这样获得舆论关注高位的人(群)滋生傲慢的概率较高，但公共部门尤其是强力和综合部门出现权力傲慢的概率更高。原因在于，前者和互动对象形成的分享机制叫“共品”，而后者和互动对象形成的分享机制叫“公品”。二者相同地方在于，分享机制都具有非排他性，分享的人群可以是两个人，也可以是亚于社会人群的任何人群。二者不同地方在于，前者具有非强制性，你可以因为不喜欢韩寒作品的傲慢而不做他的粉丝；但后者具有强制性，你不能因为不喜欢某些政策而不接受它的执行后果。当“公品”中互动机制的高位者产生优越感时，强制性带来的后果是全社会的。这也是人们厌恶公权力傲慢的根本原因。

　　君不见，当年一名接受记者采访的官员放出“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的厥词时，权力傲慢既伤害到了党和国家，也伤害到了老百姓，但我们却没有办法不接受他治下的不合格服务“公品”。君又不见，当中国的改革在几代人努力下取得傲人成绩后，处在不同层级的宏观管理部门的后来者继承了改革绩效带来的公共部门合法强制性。不在少数的后来高位管理者产生了自己无所不能的管理幻象，既不愿意像当年的领导者那样虚心听取社会呼声，也不愿意屈尊自身下问社会有识之士的新改革建言，这成为滋生权力傲慢的后改革时段的典型决策特征之一。

　　好的改革进步是无止境的。当中国人以改革的初步成功在国际舞台与其他民族互动时，我们不能不看到在国内容忍度很高的“中国式吐痰和吵闹”，在世界视角中并不优雅。我们30年取得的改革成就，无论是人均GDP还是行为理念，还不足以让世界人群感到中国梦就是世界优秀之梦。改革进入今天的时代，中国仍需谦虚地向前走。尤其是，高位傲慢要不得。▲(作者是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