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当针对枪支的合法使用确立起足够的保障性机制

　　无论是立法规定的事后报告制度被虚设，还是对警察开枪的心理评估或司法审查的缺失，都警示我们应当针对枪支的合法使用确立起足够的保障性机制。

　　28日晚，贵港市平南县一名警察，酒后在米粉店购买食品时，与店主发生争执并开枪，造成一死一伤。广西自治区公安厅已介入调查。

　　印象中，我国公安机关对枪支管理是非常严格的，不少单位将枪视作“烫手的山芋”，干脆“刀枪入库”，以致遇有恶性犯罪时警察无谓牺牲。为此，舆论呼吁警察在关键时候要敢于“亮剑”；但是一旦发生警察滥用枪支的案件，舆论又会出现急剧逆反的意见。配不配枪，似乎成为一个令人纠结的问题。

　　其实，无论是警察有枪不用还是滥用枪支，背后都折射出执法中缺乏对使用枪支的法治化规制。对何时应当使用枪支，何时不能使用枪支，警察开枪应当遵循哪些原则，又该如何严格管理，我国立法其实作了一系列明确的规定。问题在于，无论是这些保障警察执法的授权性规范，还是防范警察滥用武器的禁止性规范，都在实践中未被予以严格落实。

　　拿贵港的案子来说，先是有公安部的“五条禁令”，警察饮酒就可能被“扒警服”。但这一从严治警的“硬杠杠”，显然在有的地方已变成了“橡皮筋”。就枪支而言，公安部颁布《公安机关公务用枪管理使用规定》明确规定，“非警务活动严禁携带、使用枪支”，“不得携带枪支饮酒”，“非工作需要不得携带枪支进入饭店、商场和歌舞厅等公共娱乐场所”，其中任何一条只要被遵守，都不可能发生这样的惨案。

　　2011年同样是在广西贵港，就已发生过民警酒后开枪致群众一死一伤的案件。2009年云南蒙自发生的枪击案，也是民警醉酒后干的。这些案例至少说明，那些直接关系到老百姓身家性命的枪支管理规范，在一些地方根本没有得到严格执行。由此，不仅要追究民警个人的责任，同时其身后负有监管责任的部门和领导都脱不了干系。

　　从根本上实现警察开枪合法化，除了严厉的问责之外，同样不可忽视对警察开枪后心理健康的评估。香港《警察通例》明确规定：凡是警员在执法公务中受到刺激或受到压力的冲击，如开枪，或击伤、击毙人犯，或身处险境而未受伤害等，须强制上警察心理服务课及接受心理辅导，确认是否心理正常，以便排解心理焦虑及障碍。我们不妨借鉴学习一下香港经验，多重视警员开枪的心理问题。相比而言，无论是立法规定的事后报告制度被虚设，还是对警察开枪的心理评估或司法审查的缺失，都警示我们应当针对枪支的合法使用确立起足够的保障性机制。

　　相关报道见今天A21版

　　本报特约评论员傅达林

(原标题：警察射杀店主不只是酒精惹的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