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三公经费”公开近来有新的进展，据媒体报道，全国30所高校已陆续公布去年“三公经费”，总额达6884.73万元，其中浙江大学最高，达1107.8万元，广州体育学院则为零。如此大的落差使得高校“三公”话题成为舆论焦点，公开反映的是真实情况还是彻头彻尾的敷衍，值得细究。
相对而言，高校“三公”经费过去受到的关注较少，今年各大高校之所以公开这方面的信息，主要源自公益人士雷闯的努力，今年1月，公益人士雷闯向全国113所高校提交信息公开申请。各高校此后的回应差异较大，雷闯共收到40所高校的回复，浙江大学等28所高校表示2012年度决算待主管部门批复之后，将主动公开，但最终公开的为11所，有四所高校在回复中明确拒绝公开“三公”经费。公开状况大相径庭，可见即使是注重声望的高校，也可能排斥社会监督。这一状况与高校的特殊性有关，不同于党政机关，高校被划入事业单位系列，而在当前的有关规定中，对事业单位三公经费的限制并无明确规定，这意味着，高校公开经费数据主要取决于自身的意愿。
意愿尚难保障，和意愿同样重要的是标准问题。党政机关“三公”经费公开各地尽管进度不同，但大体形成了统一规范。而事业单位“三公”经费公开则缺乏参照，这意味着，高校在公开“三公”经费过程中将遇到缺乏统一标准的问题：主要根据经费用途，即计算所有“三公”经费数额，还是从经费来源考究，计算财政拨款中的“三公”经费数额，若不统一标准，数据必然不具可比性。此次在公布的数据中，出现高校“三公”经费为零的状况，即是缺乏统一标准所致。
到底该采取何种标准，与其通过协商，不如参照以往的经验。公众对“三公”经费的印象，显然主要根据经费用途，若只是公开财政拨款中的“三公”经费数额，公开的意义难免要大打折扣，更优的选择应是，凡是涉及“三公”领域的经费，都应公开。目前，在缺乏统一标准的情况下，高校“三公”经费公开乱象不可避免，像高校零“三公”经费这样的现象，更不可能收获公众认同。
当然，无论如何，高校公开“三公”经费是一个好的开始，尤其是在各高校腐败现象陆续出现并成为公共话题的情况下。考虑到腐败现象所涉及的无非都是权力和利益，从功利的角度看，公开“三公”经费或许是治理高校腐败的有益探索。对于高校而言，公开“三公”经费无异于愿意接受监督的表态，高校非净土，在腐败问题凸显的当下，高校理应正视并积极做出表率。
当初雷闯推动高校公开“三公”经费，高校腐败现象并没有受到今天这样的重视，如今藉由高校反腐议题，公开行为更被寄予厚望。回头看雷闯的这番作为，其价值显而易见。过去社会监督主要集中在党政机关“三公”消费，事业单位不可相提并论，但其行政色彩依旧浓厚，监督不该出现空白，高校此次公开“三公”经费，可谓破冰之举，普通公民凭借一己之力实现了此突破，且已达到一定的目的。接下来，雷闯可能还有后续行动，但若要实现更大的社会效应，则需要制度的跟进，现有的规定对高校财务信息公开只作原则要求，雷闯的行动若能促成统一的制度规范，于社会监督而言，无异于一种鼓舞。
从个体行动到制度革新，过去的诸多制度变革都是因循这一路径，在这期间，个体可能孤独、无力，但从后续影响看，其作用不容忽视。雷闯的所作所为让高校再次成为公共议题，“去行政化”呼声已持续多年，如今借助高校“三公”数据，对比高校花多少钱致力于教学与科研，或许更能读懂行政化的危害，读懂当下中国大学的平庸与缺憾。
（原标题：[社论]从“三公”读懂“行政化”的中国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