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漂到北上广的年轻人该逃离还是留在北上广，新京报记者邀请三位正在参加全国“两会”的代表和委员曹可凡、朱雪芹、王名，请他们谈点看法和建议。三位代表和委员所谈总体是比较中肯的，不过，其中个别观点和想法我不敢苟同，也想给他们一点意见作为参考。    

　　曹可凡说，他有一次在纽约地铁站遇见两个摆摊的中年上海妇女，她们说在那儿生活挺苦，不回国的原因是怕大家说你混不下去回来，没面子。曹可凡以此推论漂到北上广的年轻人同样如此，如果离开回去“可能村里人觉得老王家孩子在上海，混不下去回来了。爹妈没面子，他也没面子”。曹可凡这一看法的前置故事本身就可能是“上当”，在纽约地铁站聊天时获得的两位上海妇女想法，未必就是她们的真实意思。每个人对生活的选择都有复杂原因，即使跟父母、好朋友也未必能按照真实意思进行解释，何况路人？常见的解释方式之一，不过就是按照自我否定、哀怨的方法来肯定自己的行为，彼此一阵唏嘘、感叹。所以，按照这样不牢靠的故事去推论漂到北上广年轻人的真实意思，可能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

　　即使纽约地铁站两位上海妇女害怕没有面子的心理是真实的，也跟漂到北上广的年轻人是两回事。内地和上海的距离跟上海和纽约的距离并非一回事，内地年轻人想到上海，只要一下决心买张车票就可以了，上海人想去纽约能这样容易吗？不办好出入境手续，哪怕跳进黄浦江也漂不到纽约。因此，在内地年轻人眼睛里的上海，并不具备很多上海人眼睛里的纽约那样的“崇高”价值，上海并非很了不起。对于漂到上海的内地年轻人来说，这只是探索生存和发展的地方之一，如果别的地方更适合自己生存和发展，也是一样去漂。所以，仅就上海两侧江苏、浙江的城市甚至乡镇而言，漂着的内地年轻人并不比在上海漂的数量少。北京、上海、广州之所以被突出为“北上广”，只是话语符号而已，并非就真的只有北上广了。

　　曹可凡和王名都主张“大城市病”，王名说：“北京、上海、广州这些超大城市极度膨胀的不光是经济还有人口的问题，带来的整个城市公共设施的压力，交通的压力，环境的压力其实已经达到它的上限了。”从表象上看，这似乎很有道理。但是，中国目前的“大城市病”主张者通常存在着表象谬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当中，新德里、孟买、圣保罗、墨西哥城等，似乎都有着城市过大导致一系列问题的现象，但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是东京，纽约人口数量也在世界屈指可数的前列，为什么就两样呢？“大城市病”确实是病，但这往往成为解脱规划、管理不到位责任的借口。别说是大城市，即使是一万人聚居的小镇，没有做好下水道，也同样会有“大城市病”的病症；100户的村庄没有畅通的上下水系统，都可能成为灾难之地。将所谓的“大城市病”归结为人口数量问题，进而把矛头引向外来人口，不论其动机如何，至少是肤浅的。

　　此外，要特别提醒“大城市病”主张者，中国人今天的“市”与“城市”通常是被混淆的，市是一个政区概念，有着比城市面积大得多的范围，甚至就是广袤的农村，但主张“大城市病”的人总是将作为政区的市与城市混同，将整个政区的统计数字运用为城市的数据，从而人为夸大“大城市病”危机，渲染对外来人口的恐惧氛围。今天的城市人口，三四代乃至一两代以前大多也是外来人口，作为外来人口的子孙，要支持和帮助。

　　(作者系法律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