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过《蜗牛》，吐字清晰，节奏缓慢，不是典型的“杰伦风”，在周董的歌中，亦非杰作。不过它还是因周杰伦的歌喉而久负盛名，其名头，不仅在音乐界，更在教育界。这些年来，《蜗牛》三番五次与教材发生亲密关系。最初，它被收入音乐教材，收入爱国主义歌曲推荐目录，其爱国与否，自然饱受争议；如今，则欲登堂入室，进入语文出版社新修的小学三年级语文课本的延伸阅读，这不免被指跨界，争议声只可能愈发激烈。
《蜗牛》的歌词，不是“酒暖回忆思念瘦”，而是“重重的壳裹着轻轻的仰望”，三观光明正大，足以匹配“励志”之名，犹如儿童版的心灵鸡汤。虽然鸡汤喝多了不好，却好过被灌狼奶。
批评者反对《蜗牛》进入语文教材，常用的理由，不外乎“流行歌曲”、“追星”等。流行歌曲被教材垂青，不止《蜗牛》一首；何况流行本身，并非原罪，但见“流行”，不问究竟，便羞与为伍，不啻是狭隘的表现。
对“追星”的恐惧，却从侧面折射了对《蜗牛》的拒斥，根源在什么。不妨设问，如果《蜗牛》不是周杰伦的歌，而是李双江、宋祖英的歌，抑或郭沫若、汪国真的诗，还会引来这么多人的批评么？
所以我以为，问题不是出在《蜗牛》身上，而是出在周杰伦身上。在此，周杰伦被视为一个文化符号，他所代表的流行与娱乐，在批评者眼中，正如洪水猛兽。换言之，不论收入语文教材的《蜗牛》，还是《爱在西元前》(曾收入台湾地区小学教材)，或者《青花瓷》、《东风破》等，只要是周杰伦的作品，必将激起汹汹争议。
就我所见，近二十年来，语文教材修订屡起波澜，谁起谁落，谁进谁出，舆论的目光往往首先聚焦于人，其次才是作品。譬如这样的新闻标题：走了周树人，来了周杰伦。鲁迅、周杰伦，还有金庸，应是此中最受争议的三人。他们的共同之处，即都易于被符号化，被迫代表批判，代表娱乐，代表武侠。
我翻过侄子康蛀牙的小学语文课本，比起我们当年，已经大为改观，尽管狼奶依然在书中肆意流淌。相形之下，怎么教，也许比课本的内容之争更重要。从这一点上讲，我能认同一位批评者的意见，在其看来，将《蜗牛》选进教材，只会毁了这首歌：“阅读题：请给这首歌分层，概括每一层的内容，包含什么思想感情，体现作者的什么观点……”
对此，周杰伦只能无奈唱道：海鸟跟鱼相爱，只是一场意外……
□羽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