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约评论员 徐立凡
整个7月到8月初，“反腐”在中国的政治语言中达到空前热度。周永康等6名正国级、副国级、省部级官员的落马被查，不仅延续了一年多以来的反腐节奏，更为“老虎苍蝇一起打”的誓言赋予了空前的严肃性。伴随落马官员名单的，还有处理方式的丰富。对官员违法违纪行为的白描化陈述以及降职处分，凸现了国法和党纪并举，反腐机制完全发动的态势。
无论从最高层对反腐形势的严峻判断还是从普通百姓的切实感受看，改革开放以来最不妥协、最为持续的反腐行动，都是应有之义。
除积弊之害，需要与改革开放相伴随。因为，失去这种警觉和自觉，国家和公众利益就可能陷入被无由置换的风险中，要么以粗暴方式，要么假以种种假崇高之名；失去这种警觉和自觉，相似的事件就可能循环反复，历史已经一次次提供了这样的镜鉴。反腐容不得暂停，反腐没有句号，这样的表达，既是基于对现实的判断，也是基于对历史的认知。
仔细观察反腐外在及内涵的变化，还可以发现，反腐并非单兵突进。在更大的格局中，反腐是“系统性、整体性、协调性顶层设计”的组成部分，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组成部分，而其被赋予的职能，应是担当改革的蓄电池和助推器。
改革需要破局，才能开局。破局破的是不愿变革甚至阻碍变革的利益旧局。不持续反腐，旧的利益格局就会以种种方式进行软硬抵抗。违法违纪者，其行为即与中央不一致，而一时权倾朝野呼风唤雨者，如果陷入旧局中，就更易成为改革路障。就此而言，反腐不仅是绳之以党纪国法的惩罚性措施，更内含清除改革障碍的协调性逻辑。
因此，当我们在这个火热的夏季，发现一系列足称历史性改革措施同时跟进时，就无须惊讶了。短短一周内，我们看到，中国取消了农村与非农的户口区别，二元化的社会治理模式即将彻底转向时，看到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专题讨论依法治国时，看到对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实行经济责任审计时，已可得出结论，反腐和改革是相互依存、并肩而行的关系。作为难度极大涉及面极广的改革，户籍制度改革深入到了社会治理的肌理内；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部分，依法治国涉及到了治理基本思维的优化；作为反腐机制化的重要补充，对在任领导常规审计丰富着反腐的层次。推进的事务有大有小，有前有后，但缜密的制度设计和果断的行动力，极其鲜明。
反腐争取着普通民众的情感，蓄积着改革应有的共识和能量；改革争取着公众的利益，捍卫着国家的前景。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同时，中国政治也在进入新常态。毋庸讳言，改变的过程还有跌宕起伏，但我们确乎将长期感知这种改变的热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