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清理“红顶商人”关键在于终结利益输送

国企成“红顶商人”重灾区，除了金融机构，城投公司、地方融资公司成为党政干部喜欢的去处

　　新华社近日报道，戴着政府的帽子，拿着企业的票子，屡被禁止的“红顶商人”，仍在编制内外自由游走。最新数据显示，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以来，共排查出党政干部在企业兼职近8万人次，完成清理约5.5万人次。

　　党政干部何以热衷到企业兼职？其中显然包含着精明的算计。一方面，官员依靠兼职可以从企业那里拿到丰厚的回报，另一方面，企业因为权力砝码的加入更有利于在市场竞争中胜出。对企业和在企业兼职的官员来说，他们的结合可谓强强联手，收获了双赢。

　　然而，这样的强强联合和双赢对其他企业乃至整个市场和社会来说却是不折不扣的灾难。如果一个人不投入任何要素，却可以获得丰厚的回报，一家企业不需要在产品质量、市场营销等方面提高竞争力，却可以在市场中笑傲群雄，社会公正、市场秩序何在？更不用说这种奇特的政商“旋转门”对官员的腐蚀性作用了。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组部于2013年10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其中明确规定“现职和不担任现职但未办理退(离)休手续的党政领导干部不得在企业兼职(任职)”，并按照相关规定发起了清理违规兼职的行动。

　　“完成清理约5.5万人次”等类似数据展示了本次清理所取得的效果。而清理过程中曝光的一些现象则可以给相关部门足够的警示，以便作为未来改革的镜鉴。

　　据新华社报道，本次清理中有两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一是随着清理行动的展开，A股掀起独立董事离任潮；二是国企成“红顶商人”重灾区，除了金融机构，城投公司、地方融资公司成为党政干部喜欢的去处。

　　在清理行动的威慑之下，A股掀起独立董事离任潮，显然缘于此前独董的官化。根据2013年年报数据显示，曾经在党政机关或者公检法系统有过任职经历的官员独董超过900人，这些独董分布在约800家上市公司中，也就是说，平均不到3家上市公司，就有1人次的官员独董。这样的现实肯定背离了独董制度的本义，因为董事会制度高度成熟之后之所以还要设立独董本为防范潜在风险：董事会可能会被大股东和高管所掌控，使监督失去作用，并最终损害中小股东乃至公司的整体利益。一望即知，从此种制度设计中诞生的独董，必须具有“独立性”和“专业性”两大特征，而独董一旦官化，至少第一点已荡然无存。

　　如果说从最初独董的官化到现在因为行政压力转而去官化，其实都在表示目前的独董制度存在问题，那么官员热衷去国企兼职则将国企的尴尬地位暴露无遗。当国企成为官员的乐土时，人们理所当然的困惑是：作为一个企业，国企的主体性在哪里？一个企业假若总是处于生死一线的激烈竞争之中，其对员工的选择是否一定慎之又慎，而且还会非常细致地去计算成本和收益？官员热衷去国企兼职，这一现象是否提醒国企的改革需要进一步加速？

　　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封闭不正常的政商“旋转门”，让市场恢复秩序和活力，清理行动的威力已经充分显现。而从长远观之，无论是官员独董之出现，还是党政干部热衷去国企兼职捞金，都是因为政商的联系过于紧密，权力与市场、官员与商人总是在勾肩搭背，清理了官员独董，如果利益输送链条仍在，还会不会产生另一个新的名词？中央领导人最近多次强调让政府的归政府让市场的归市场，这样的改革也许才是杜绝当下经济社会中非正常现象的关键。

（原标题：[社论]清理“红顶商人”关键在于终结利益输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