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振锋
近两年，中国反腐败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但也要留意到，大规模的反腐败造成了一些后果。比如，部分官员积极性受挫，滑入惰政、怠政；众多干部被查，可能导致涉案单位人心浮动。大规模的反腐败还被外媒讥为有政治斗争和算计之嫌。在中国不能全盘复制西式法治的背景下，反腐必须要有中国特色的治理思维。
人类反腐经验表明，权力制约、严格问责与透明政治，是治理腐败的不二良方。但对于我国而言，除了构建一套高度透明、切实问责、监督制衡的现代治理体系外，还要对腐败有新的思维和新的认识。“腐败”是一个道德用语，而非法治术语。当前所言的反腐败，实际上包括两个层面：一个是反公职人员的职务性违法犯罪，另一个是建设政府的执政伦理与官员的行政伦理。前者是法治的轨道，后者是德治的轨道，应该双轨并进，相互配合，既不能单打独斗，也不能混为一谈。
执政党的纪律部门应担负起执政伦理和行政伦理建设的使命，以形成中国现代公共道德治理体系。对党员干部来说，无论是基于执政党的党章和纲领，还是基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治承诺，都应有比普通公民更高的道德伦理要求。普通公民失德，不过是构成对个人社会信任和品性的贬损；但党员干部的失德，则因大多具有公共性而必须承担责任。相应的问责，就应由执政党的纪律部门来负责。
当前执政党纪律部门重点聚焦于打击职务违法和犯罪的“腐败”，客观上使得党政干部大量奢侈浪费、口不择言、文过饰非、推诿扯皮、谎报瞒报、作风粗暴、言而无信、懒政怠政、脱离群众等失德、失信、失言行为，因为一般并未达到违法犯罪的地步而得不到重视。结果是一方面对公民大力提倡核心价值、进行道德教化；另一方面，不少党员干部自身却是道德水准低下。
笔者认为，官员的职务违法和犯罪的预防和惩处，可交由国家司法机关处理；执政伦理、行政伦理建设与官员失德行为的惩处，则交由执政党的纪律部门。这样，一方面使反腐真正实现制度化、常规化和法治化；另一方面，将职务违法犯罪与失德失信都纳入到“反腐”之中。国家司法机关与党的纪律部门双轨并进、分工配合。法治与德治并重，实现官场廉洁公正，推动全社会风清气正。▲(作者为《环球法律评论》杂志副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