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存宽
北京APEC会议已经圆满结束。本次会议期间的北京空气质量引起人们“围观”，无论是“调侃”还是真诚的“关切”，其背后实际都是对包括“蓝天”在内的整个环境质量改善的渴求。这已成为当今环境保护工作的新压力，更是一种新动力。
这里，不妨将北京APEC期间的空气质量保障方案，视为中国改善包括空气在内的整个环境质量的一次“地方试验”。类似的试验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2010年上海世博会和广州亚运会以及2014年南京青奥会期间多次进行，试验效果也无一例外“还不错”。这些“试验”从数天到数月、从北方到江南华南、从夏季秋季再到冬季、从一个城市或地区的单打独斗再到多个城市和地区的联防联控，可以说试验的类型越来越多样化，取得的经验也越来越丰富。
这些试验，从小的方面讲，将有益于以后提高严重空气污染防控对策的科学性、对策作用点的精确性以及防控的有效性；从大的方面说，无疑应该是中国探索从“APEC蓝”“世博蓝”到“常态蓝”的空气质量改善路径的良好开端。
这次北京APEC会议的试验之后，应该到了编制“试验报告”的时候了。试验报告的内容，除了通常意义上的试验报告所应包括的事项，比如试验期间各防控区域内所有监测点站的空气质量情况、同时期的气象条件、每次试验的空间范围、防控对象(如重点企业、建筑工地、机动车出行等)及防控程度等，还有一项非常关键的就是防控方案的实施成本或代价。这笔经济账必须算清楚：不仅是花了多少钱或造成了多少经济损失，以及这些成本能否承担得起，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成本如何分担。
其中，成本能否承担得起是判断这一路径可行与否的依据，这是无论政府、企业还是社会或公民个体作为理性决策者必须要考虑的。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无论从空气污染的严重程度还是人民群众对改善空气质量的迫切要求，现在都到了追求并尽快实现“常态蓝”的时候了，尽管实现“常态蓝”的成本可能会很大。一方面，有一句话说得好，“出来混，迟早要还的”。尽早偿还历史欠账无疑能最终“少付出些”；另一方面，这一代价也许真的是看上去很大，但摊到每个人头上也就那么多。而且，我们历次的试验和最终控制从“APEC蓝”到“常态蓝”路径的目的，就是为了以更少的代价实现包括空气质量在内的环境质量的全面改善。
而成本或代价如何在中央和地方政府、政府与企业和社会之间分担？这关系到能否促进政府、市场、社会三方形成改善环境质量的合力，将是建立健全整个环境质量改善的根本性措施和长效机制的关键。这一过程的实现无疑将依赖制度。“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不仅仅出现在党和政府的文件里、相关领导的口头上，而且要落实到政府、市场、社会三方协同治污的行动上。▲(作者是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