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于沂《中国青年报》（2015年02月17日02版）
轰轰烈烈的整肃之下，舆论对党政反腐已大为脱敏。但近日一则报道，透出国内反腐值得反思的另种境况。据参考消息网报道，一位内地青年近日在香港参加驾考路试时，塞给考官500元红包。事后这名青年被捕并转送廉政公署接受调查，可能面临被判入狱。此案并非孤例，早前亦有内地人士在港考牌时送钱给考官而入狱8个月，且辩解称在内地属正常做法，以为在香港也通行。
这一做法在内地正常吗？对生活在内地且稍有社会阅历的人来说，恐怕很难反对。睁眼环视，去驾校学车给教练考官送礼，上医院看病给医生塞红包求关照，小孩入托进园上小学给老师送礼，找工作托人说请更要送礼，甚至还有农村村民到村里盖公章也论次给钱。面对几乎成为生活方式一样的灰色行为，多数人已失去正常与否的是非判断。
这沉淀在人心之内的积习流弊，正是使内地青年触犯香港廉政法律的心理动因。若论无知者无罪，更是反证我们被灰色的社会生活包围太久。与手握公权的官员腐败相比，这些弥散在民风日常之中的腐化，与人心水乳交融，更难净化。制度性的腐败可以施以重典，但对社会的败坏又该怎样扭转颓败之风？
以党风带动政风，以政风带动民风，是反腐整肃宣誓的路径选择。从具体实践来看，更需要从道德宣讲层面，落实到可以实操的具体措施。这一逻辑与党内反腐的设计，是完全一致的。门诊的医生、学校的老师、驾校的教练、淘宝的小二等等，就像生活中的路人甲、路人乙一样平常，他们不是纪委重点监督的对象，但他们一起塑造了我们对社会生活的日常感受。
这样的社会净化，难度不亚于一场土壤改造，但也并非幻想。除了广为人知的香港廉政公署，全世界还有很多民间反腐实践，他们在政府之外构成了社会净化的另一种力量。比如，以色列的“国家廉政运动”就是一个知名的民间反腐败组织。这些民间反腐力量的存在，弥补了政府反腐难以触及的社会空白。
从内地现实来看，更积极地培育那些自主有为的行业自治组织，也是推动社会反腐、净化民风的一个选择。但内地的不少行业协会组织，成为行政力量延伸到行业内部的“二政府”，失去了真正对行业利益承担责任的内在动力。只有鼓励行业组织真正有能力对自身行业负起责任，行业自律与风气净化才会从利益上变得必要，而不只是道德上的被动响应。
此次内地青年在港考驾照行贿，就有香港的汽车驾驶公会代表发言，严厉抨击这种行为。这种行业组织之所以能立场鲜明反对行业腐化，乃是基于对行业的长远利益和公众形象考量。必要的时候，也有能力清除行业的害群之马，通过惩恶扬善，树立行业的监管标准与口碑形象。
人心流弊病猛于“腐”，纪委太忙了，不妨也请请这些“外援”。
（原标题：净化民风难度不亚于土壤改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