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波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有论者提出“救亡压倒启蒙”的说法，认为“启蒙与救亡”是五四运动两大主题，但后来随着民族危亡的局势和越来越激烈的现实斗争，“启蒙的主题，科学民主的主题”最终被救亡的“头号主旋律”所淹没、中断，“救亡压倒启蒙，农民革命压倒了现代化带来了巨大的苦果”。
这一说法当时影响很大。许多学者在对中国现代史作进一步分类研究时，诸如在法制史、经济史、文学艺术史等等的回顾梳理中，大都采纳“救亡压倒启蒙”作为基本立场，进而得出结论：中国的现代史进程，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都发生了扭曲、断裂和转向。这种“救亡压倒启蒙”的说法成为中国现代史进程的流行解释模式，其影响甚至绵延至今，成为一些人的思维定势。形形色色的“民国粉”和“民国范”即与此有一定联系。
“救亡压倒启蒙”初看似乎只是对中国现代历史进程的一种描述，但“压倒”和“带来了苦果”等在遮盖性的描述中还是透出了价值评判和政治倾向。正是基于这样的政治倾向，这种说法把“现代化”的内涵仅仅局限在五四“启蒙的主题，科学民主的主题”上，从而无视民族“救亡”过程中所形成的民族国家观念和实体，以及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紧密相连的“农民革命”。而实际上，这种使中国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社会实践同样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甚至是更重要的主导部分。“救亡压倒启蒙论”者把这一切排斥在“现代化”内涵之外，可见其观念的偏狭及不认同既成历史结果的政治态度。
诸多“救亡压倒启蒙论”的追随者当然也呼应着这一说法背后的政治倾向。他们由此进一步提出“补五四的课”“回到五四，重新启蒙”，这则是在思想方法上透出了先验论的历史观。过度抬高五四的缘由就在这里，他们不愿正视既成历史结果，也就是“农民革命”胜利而“压倒”了他们所臆想的“现代化”的现实，因此就说历史发生了断裂和转向，进而想象着要回到过去重新开始。
如今几十年过去了，“救亡压倒启蒙论”者当时所不以为然的“中国道路”一直在稳定延续，中国的经济实力和文化影响力在不断高速发展，人们已不难评判其中的是非得失。那些追随“救亡压倒启蒙”说法的人，也要反思一下了。囿于某种政治情绪，自然容易为产生于这种情绪中的“说法”所鼓动，但历史进程并不会在意你这点政治情绪。历史的规律性就在于无论展望未来还是回顾过去，都应从正视现实开始。▲(作者是新疆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