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夫妻看黄碟”事件终于有了一个比较令人欣慰的结果。

　　这件事情的发生、发展及最后处理结果，给了我们许多启示。

　　第一，公权力和私权力的关系究竟该怎样把握才合适？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政府是由民意机构选举或任命产生的，它的权力是人民让渡的。人们组织政府，就是因为他们意识到自己的权利需要一种强制力量的保护，这也正是社会公共权力之所以建立的根本动因。正所谓，现代法制以权利保护为本位。该保护不保护，这是失职；不但不保护，反倒去“亲自”加害、侵扰他们(不管打着什么旗号)，这就太令人痛心疾首了！

　　第二，公安队伍的素质亟待提高。这些年，随着国家法制建设的进步，我国警务人员的业务和思想素质均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提升；但不可否认的是，离时代的要求尚有很大差距。这方面的例子实在太多，恕不一一列举。究其原因，除了主观方面和体制方面的不再赘述以外，我想在人员的准入原则把握上，仍然存在着较大问题。譬如我发现多起事件中，都有所谓“合同制民警”或“联防队员”的影子。这些“合同制民警”或“联防队员”是不是都是按照必要、必需的原则及合法的程序，严格把关招聘、使用的？是不是对他们进行了必要的严格管理？是不是违规甚至违法赋予了他们过多、过大的权力？

　　第三，舆论监督必不可少，且善莫大焉。试想，此事若当初媒体不主动介入，舆论不积极评说，民众不广泛关注，有关方面很难说能够如此“高度重视”，事情的结局就可想而知。失去监督的权力是无法确保其正当、正常行使的。这也是依法行政的前提和保证之一。

　　第四，我们已经初步建立起了一个法制社会的框架，有了一部现代意义上的宪法，但要把其中的原则——譬如人民权力的实现，公民权利的确保等等——变成实体意义和程序意义上的行为规范，可以说才刚刚起步，要做的事还是千头万绪。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一次全国法院工作会议上说：“人民法院重视人权的司法保障，确保无罪的公民不受法律追究。”他指出，依法保障公民的宪法权利和其他合法权利，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内在要求和价值目标。我国已经批准加入《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国际人权斗争领域将出现新的动向，对公民权利的司法保障水平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朱达志)

　　《江南时报》(2003年01月03日第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