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先驱导报》：文字和教育有密切的关系，你也做过教师，在你的“新汉字”系列中有关于教育的相应字吗？

　　焦应奇：中国的美术教育就是门派教育，我在美院十几年对此深有体会。我造的“害人旁”里就有关于教育的内容，我的观点遭到一些非议，有人说我诋毁现在的美术教育。

　　《国际先驱导报》：刚上学的小孩就要认字，写了白字还要被老师说“造字呢，你”。

　　焦应奇：造字一直被人认为是不能做、不应该做的事情。过去汉字的皇权色彩很浓，皇帝才能造字，这是个禁忌。书法家是个特例，我沾了书法家的光，艺术家嘛。现在的《文字法》对艺术家运用汉字比较宽容，没有太多限制，对美术字、书法等留有一定的空间。

　　《国际先驱导报》：目前在当代艺术领域内涉及汉字方面的作品多不多？

　　焦应奇：成系列做作品的人不多，大多使用的是文字符号，比如徐冰、谷文达、邱志杰、朱青生，还有“美好药店”乐队的主唱小河也造过一个关于同性恋的字，后来我查了些资料发现以前有这个字，但是发音和他的不一样。

　　《国际先驱导报》：有人仅仅是在作品中涉及汉字，就像邱志杰——他可能某一个作品与汉字相关。你的“新汉字”系列看起来好像缺少当代艺术作品的普遍特征，那么它还是艺术吗？

　　焦应奇：刚开始做“新汉字”系列的时候并没有想把它当作“艺术”来做，从技术角度讲，我喜欢“非艺术”的方式。一个搞艺术的人如果不把艺术当做问题来做的话，这个“搞艺术”是不成立的。

　　当代艺术有个问题就是“知识化”，这个“知识化”是导致把当代艺术搞成传统艺术的原因，中国画的根源问题就是它完全是在知识里生存的艺术。一个拥有着当代环境、当代饮食的人却非要画过去的小桥流水，表达过去的情怀和品味，他的知识表达越准确，离“好”的标准越近。

　　艺术可以分为两类，一是“知识化”的艺术，是向后看、向知识看、向成就看，目标就是要实现最终的经典范式。所以就有了“活到老，学到老”这句话。另外一个是把知识当作参照系，但以个体经验为主线，这是一种“非知识化”的艺术。比如毕加索的“立体主义”，如果他被“知识化”了，他就会顺着古典主义的路子走下去，就不会有后来的“立体主义”了。

　　就我自己而言，个人经验与知识传统的矛盾是我面临的重要课题，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工作应该叫“搞非艺术”。

　　《国际先驱导报》：“新汉字”系列更像是个人游戏，你在进行推广活动的时候，是否发现了它的社会意义？

　　焦应奇：最初我觉得它没有任何社会意义，在我的线装书的书脊上有“应奇造字”几个字，它完全是个人化的。后来我发现偏旁和生活的关系的确是有规律的，比如过去的“金、木、水、火、土”就与那个时代的生活经验相关，那个时代的科学知识就只是对表象元素的认知。现在的生活经验就大不一样了，有网络、纳米技术、新媒体等新东西。

　　汉字的特点是单字说事，汉字可以用一个字表达确切的生活内容。我说的内容是广义的，包含精神活动。在这样的前提下，汉字是个自律的系统，现在汉字中“词语化”的问题非常突出，往往都打破了汉字的原有操作方法，这以网络用语最为明显。如果汉字这样混合下去对汉字本身非常不利，我不是说汉字不能混排。混排肯定是目前最好的办法。

　　目前汉字是个封闭的权力系统，我想“新汉字”系列的偏旁如果能向每个个体的生活经验跟进的话，汉字的表达将会更准确。以前对汉字的表达能力持怀疑态度的就大有人在，记得鲁迅好像这么说过：汉字不死，中国必亡。

　　《国际先驱导报》：“五四”时期的“白话文”改变了汉字旧有的系统，现在也有这种紧迫的需要吗？

　　焦应奇：我觉得“字”不同于“词”，“字”是汉字的本体。每次社会巨变都会带来新字。“五四”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五四”时期的字是书法家书写时留下的简化字，这是艺术家鲜为人知的对生活的贡献。

　　汉字老的东西多，新的东西少，造新字基本是不可能的。为此我专门问过一位哲学家，汉字是否够用，他回答说非常够用，这让我很吃惊。我觉得汉字在表达思维上的确不够用。我翻看收集了8万多汉字的《中华字海》，当中用“女”部表达女性不同特征的字条就有200多条，但是表现思维的偏旁几乎没什么可言，这可以看出文化对某种东西的偏爱。

　　当代生活对汉字陈旧系统有迎头一击的效果，汉字的范畴是固定的，生活却是流动的，是生活发展了汉字，但是汉字已经无法对应现在的生活了。

　　《国际先驱导报》：你造的是“字”不是“词”，它还是不能应用在语言中。

　　焦应奇：这是个实际的问题。中文是先有字后有音的，语言对表达的限定比较多，中文毕竟不是拼音文字。我能做到的只是通过宣传来告诉你这个“污染旁”的字读什么，这个“害人旁”的字读什么……

　　《国际先驱导报》：徐冰的汉字是抽象的，没有确切意义的。

　　焦应奇：徐冰的英文拼汉字作品更偏重互动式的游戏，他的作品是特别好的“艺术”。我个人还是以对汉字的试验、对社会生活内容的关注为主线，至于最后能不能和文字发展契合现在不得而知。

　　《国际先驱导报》：从你个人角度看，你希望与文字发展契合吗?

　　焦应奇：从我本身来讲，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了，我第一次做的“电视旁”出来之后，就意识到偏旁与生活的关系。至于社会应用层面，这是个大的问题，不是艺术家个人力量所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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