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同声传译就像在高速公路上飙车

　　本报特约撰稿 安威

　　同声传译译员与发言者之间，不仅仅语言同步，连思维都似乎同步了——你几乎可以猜测出他下一句要说什么。转换之间如行云流水……

　　最初拿到林杰的名片，给她打电话预约采访的时候，我没有想到对方会是一位女孩。除了中间人忘了向我提及这一点之外，另外还有两个原因：第一、她有一个中性化的名字；第二、我所见过的同声传译员，基本上都是男性。

　　“这很正常，”林杰解释说，“因为做同声传译这一行，干久了你就会发现，很大程度上是个体力活。”

　　也许，这是一个比绝大多数体力活都更令精力迅速消耗的行业。做同传的译员，往往每隔15-20分钟就必须休息一次。所以大部分的同传场合，都至少要由两个译员交替进行。否则在同传话筒前面呆久了，两种不同的语言在脑海里无休止地交替进出，人会“疯”掉。林杰说，有时候她会想，如果像当年的聂卫平那样，比赛间隙还可以吸一会儿氧，再回去翻译会轻松点…… 在欧盟总部接受同传培训 上世纪末，刚刚获得英语系语言文学硕士的林杰进入国家某部委工作。两年后，她和其它9名公务员一道，通过了欧盟口译总司的考试，前往设在欧盟总部布鲁塞尔的欧盟同声传译培训班，接受为期5个月的训练。

　　“翻译是什么？是交流。”这是培训班的教师对他们讲的第一句话。

　　两种经历了不同历史进程演变的语言，两个有着不同文化背景和生活方式的人，通过同传译员，在第一时间实现思想、观念、见解和认识上的沟通——这就是林杰和她的同学未来要做的事情。

　　最初的培训是紧张而单调的。为了培养记忆力和综合概括能力，学员们被要求每人做5分钟的演讲，由其它人在不做笔记的前提下立即复述。除此之外，学员们还要听大量的英语演讲和会议发言，并且在最短的时间里记忆并复述其主要内容。随着时间的推进，听力材料的难度也不断变化。内容由简单到复杂，声调由清晰到模糊，发言也由标准英语变得五花八门。南亚、非洲、拉丁口音的“洋泾浜”英语成为最折磨人的“刑具”。

　　“在国际会议场合，谁知道你会遇到哪一国的人站起来发言，谁知道会听到什么古怪的发音？”林杰说，“所以，就像高考猜题一样，只好把各种可能性都考虑到了，只好搞题海战术。”

　　一年之后，林杰在某次同传场合，真的就遇到了这样一件事。一个来自西班牙的代表，本来会议组织者已经为他预备好了西语同传。结果谁也没想到，这位堂吉诃德的同胞，居然到了开会的时候，自始至终用英语发言，那种带着浓重西班牙口音的英语。

　　“之前完全没有准备到这一手啊，”林杰微笑着说，“可只能硬着头皮上。” 第一阶段的训练结束后，培训班的学员们前往日内瓦，在万国宫的联合国总部现场感受了国际会议的气氛。然后，林杰和她的同学又回到布鲁塞尔，开始第二阶段的学习。在这一阶段里，他们可以使用笔记，但翻译材料的长度也大大增加了，开始进行整场整场的对话训练。最后，到了第三阶段，正式开始虚拟同传的训练。训练的内容涉及方方面面，千奇百怪的话题都会出现：通讯、经济、农业、烹调、宠物饲养……而教师们也千方百计地对学员们施加各种各样的“干扰”。到了后来，故意压低嗓门，故意咳嗽几声已经是“小意思”了。有时候，学员们甚至被要求做“自由聊天”，而他们就要在这样的一片嘈杂中，准确、迅速地完成同传任务。

　　林杰说，经过这样一番培训，她回国之后感觉自己在混乱中辨别声音的能力大大增加。有一次和老公在外面吃饭，隔得很远的一张桌子上，有两个人在用很小的声音聊天。那声音在别人听来，完全混在一片嗡嗡的嘈杂声里。但在林杰听来，一句一字却清晰入耳。她的老公说：“我以后再不敢在背后讲你的坏话了。”

　　2003年3月，林杰这一期的10名学员，终于如愿以偿地拿到了欧盟的培训证书。林杰说，她想起了《圣经·创世纪》中的那个故事：人类要建造一座通天塔，却遭到了上帝的阻止。上帝在人类间制造出种种不同的语言来，让他们无法沟通，不得不放弃建塔的工程。后来，那塔的残骸被命名为“巴别”，意思是“变乱”——如果当时有同传就好啦！ 同传间的人心如止水 国际会议的同传间，多是设在会场外围的一间长条型封闭屋里。通过巨大的玻璃幕窗，同传译员可以看到场内的一举一动。但是译员们彼此之间是隔离开的，一道一道的隔音墙，把同传间分隔成一个一个的小“箱”。译员们就一人一个“箱”地待在那里，仔细倾听着耳机里传来的一字一句，一边听，一边口中不停地翻译，通过面前的话筒传输出去。

　　林杰说，第一次进同传间的时候，连自己的心跳都听得见。

　　那个场合里的人心如止水，或者说进入了一种“状态”，整个世界仿佛只剩下了自己和耳机里不断传来的“声音”。最身心合一的时候，词句经听觉神经传入大脑，像川剧中的“变脸”一样，打一个滚就换了一身行头，光光鲜鲜地出去见人。译员与发言者之间，不仅仅是语言同步，连思维都似乎同步了——你几乎可以猜测出他下一句要说什么。转换之间如行云流水，像在高速公路上飙车一样愉快……

　　“其实这里面也是有诀窍的，”林杰说，“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好的精神状态。上会的前一天绝不能累，绝不能熬夜，否则第二天脑子就木了。听懂了也译不出来。其次是当天不能吃得太饱，否则血液都跑到肠胃里了，影响大脑。当然也不能吃得太少，否则这么高强度的工作，撑不下来。”

　　我让林杰用一句话来形容同传间，她想了想，说：“像个网吧。”

　　一方面是每人一台机器，全神贯注地做自己的事情。但是神经高度紧张之下，周围有一点轻轻的响动都会很敏感。其他译员咳嗽一下，吸一下鼻子，或者手中的笔“叭”一下掉在地上，听在译员的耳朵中，往往宛若炸雷一般。有时候，一些译员一着急，还会蹦两句口头语出来。有一次国际会议的场合，某位外国译员不小心译错了，就真真地在话筒里骂了一句“F**K”。就像有些在网吧里做语音聊天的人一样。

　　还有些同传，翻译的时候喜欢手舞足蹈，做大幅度的手势，比在现场讲话的人还激动。

　　不过有些情况也不能一慨而论。有一次开会的时候，一位译员突然用非常难听的话骂将起来，而且半天收不住嘴。与会者惊愕之余，有人突然灵光一闪，摘下耳机去听发言者的“原版”。天哪，原来这位衣冠楚楚的绅士真的是在骂大街，而且用词更为不堪。

　　最有意思的是阿拉伯语的同传。因为阿拉伯国家的代表在发言时，往往要先引用一段长长的《古兰经》经文。这一段话他们已经烂熟，所以随口译来，有时“赶”得比发言者还要快。引用得多了，译员们也有偷工减料的时候，就干脆一句“安拉”全部概括掉。但是这种“先见之明”往往靠不住。有一次联合国大会的场合，一位妇女代表发言，大谈“妇女有权利控制自己的肉体，有权利选择流产。”讲了半天，突然话锋一转道：“联合国的机构应该……”那位译员竟然没转过弯子来，也顺嘴译道：“联合国的肉体应该……”

　　如果他只是一对一的翻译，这漏子捅得还不算大。但在有些场合，同传译员们往往是“连锁”式的。尤其是一些小语种，需要译成英、法、中等多种语言时，未必全部找得到合适的译员。所以只能先由英语译员同传成英语、再由法语译员听着英语的翻译，同传成法语……在这样一根链条上，一头出错，满盘皆毁。

　　就像在网吧里，大家联网打游戏一样。 同传在中国凤毛麟角 林杰说，伊拉克战争爆发的时候，她在电视里看到同传译员们为中央电视台进行的战争报道，心中羡慕万分。

　　“有些人真的是很厉害呢，”林杰说，“除了我们中国的这些前辈，我还亲眼见过一个伊朗的同传，开会的时候来晚了。只见他急匆匆地赶进同传间，一屁股坐下，耳机往头上一戴，闭上眼睛，嘴里立刻就开始哇啦哇啦传译起来。”

　　她还知道，联合国的一些同传译员，技艺已经精深到了这样的地步：耳朵一边听，嘴里一边翻，手底下还能忙活着打毛衣……

　　“我真希望自己能练得像他们一样，”林杰说，“这是我的理想。”

　　眼下，中国的同传队伍还不是很庞大。全国有足够水平进行国际会议同传的人，大概只有几百人。像金字塔一样，越是高处的塔尖，够资格的人数就越少。目前世界上最权威的组织国际同传协会（AIIC）对会员资格的要求极严。AIIC在全世界有2000多个会员，中国会员不过20名左右。

　　今年春天，北京遭遇“非典”期间，许多国际会议取消。林杰没有了现场锻炼的机会，就在家里看原版的英语影片，看全套的美国“探索”科学纪录片，一边听解说，一边练习做同传。

　　“当然啦，字幕要挡上，或者干脆背对屏幕。”林杰笑着说。

　　林杰告诉我们，前不久，欧盟同声传译培训班在中国招收了最新的一批学员。这一次她所在的部名额增加了不少。看来，欧盟与中国的这个合作项目，也是与中国政府工作的重点密切相关的。估计不久之后，林杰的同行队伍，又要有所扩充了。

　　“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有更多的机会。”最后，林杰这样对我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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