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１月１５日，杭州警方开始了抓捕“艾滋小偷”盗窃团伙的行动，这一天抓获的２６人中，至今检查出的已有１４人携带艾滋病毒。警方调查表明，这些被抓的“艾滋小偷”都是在吸毒时交叉使用针具传染的，而非传言所称是为防警察而故意注射艾滋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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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滋小偷”难题

　　他们一度借艾滋病逍遥法外，在首次被大规模刑拘之后，该如何从特事特办走向制度层面，最终对犯罪的艾滋病感染者实施“人道的打击”？

　　11月25日早上，初冬的阳光照耀着杭州的街道。在这个早上，29岁的秦大利(化名)和他的11名来自广西鹿寨的同乡被集中押出戒毒所转押到看守所，他们是一个特殊的群体，警方和民间对他们有一个特别的称呼——“艾滋小偷”——也就是说，他们既是行窃者又是艾滋病感染者。杭州警方的此次行动被称为是全国首次大规模对“艾滋小偷”进行的集中刑拘。这意味着，警方对于对他们进行进一步的刑事制裁做好了准备工作。

　　有10年毒龄的秦大利在4年前因与毒友交叉使用注射器而染上了艾滋病毒。为吸毒败光了家产(他的父亲因他沉溺毒品屡劝不止而含恨自杀)的他来到杭州后，曾因为吸毒和偷窃屡次被抓又屡次获释。但这次，秦大利将可能面临不一样的命运。警方称，只要查出充分的证据，秦大利等十多名“艾滋小偷”就会在刑拘调查后，被送交检察机关，由检方对其提起公诉直至法院作出判决。

　　困惑后的刑拘准备

　　6年抓了又放的游戏结束了

　　然而在6年前，面对这样人数众多的染有艾滋病的盗窃集团，警方却只能一放了之。负责此次押解的杭州西湖区公安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副队长王擎坤回忆，部分小偷以染有艾滋病相要挟以免受处罚的情况最早发生在1997年，这一年，西湖区警方摧毁了一个外省在杭的特大吸贩毒盗窃团伙，抓获涉案人员50多名，并查出其中有18人是艾滋病感染者。

　　当时参与抓捕的民警都吓了一跳。“一位同事晚上都不敢回家睡，怕‘传染’了家里人。那些有孩子的民警家人甚至不让他们进屋，让他们去检查身体后再进家门。当时我也被老婆赶出来了。”王擎坤笑着回忆。于是参与抓捕的民警都去作了HIV检测，结果一切正常，他们才舒了口气。

　　不过从惊恐中回过神的警员们很快发现抓到的原来是块烫手的山芋。因为关押这些吸毒的“艾滋小偷”是个大问题，杭州没有这样的场所，即使通过拘刑和一系列司法程序，这些人最后被判刑也只可能被监外执行。无柰之下，王擎坤他们决定把这些冒着生命危险抓来的“艾滋小偷”放了——包了一节火车车厢遣送他们回乡。但让王擎坤恼火的是，那次遣送后不久，又看到这伙人在杭州街头乱晃狂偷。

　　5个月前，这样的情况依然没有多少改变。西湖区公安局一名刑警6月19日在杭州市古荡区一家超市门口抓住了一个小偷。这个小偷没有反抗，他束手就擒的重要原因是知道警察在抓了他之后一定会放了他，因为他是非同一般的“艾滋小偷”。事实也确实如此，此前警察们抓到“艾滋小偷”，不敢关在一般的审讯室，怕传染到其他嫌疑人；送到防疫部门，防疫部门只是按规定登记了事；送到戒毒所，这些人戒几天毒后又被放出来。从那时到现在的6年间，杭州警方在这些涉毒人员中累计查出了100多个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他们中84.8%是青壮年，年龄最小的才12岁。“我们一直小心翼翼地和这些‘艾滋小偷’玩了6年抓了又放的游戏。”王擎坤回忆起这些不由苦笑。

　　然而，类似的情形愈演愈烈，越来越无法让杭州警方与杭州市民忍受了。一次，王擎坤他们去抓捕一名染有艾滋病的嫌疑人，该嫌疑人居然抽出两针筒血液冲着民警大喊：“你们要是过来的话，我就把血淋到你们身上，让你们染上艾滋病！”就在对“艾滋小偷”集中刑拘的前一天，杭州媒体又报道，一小偷在被抓后，冲着周围的群众大喊“我有艾滋病”！警察去抓他时，还被咬了一口。王擎坤指出，问题还不止于此，因为抓了又放，这些“艾滋小偷”就以为警方柰何他们不得，便呼朋引伴地过来。在此次集中刑拘前，杭州一派出所抓住一名小偷，在他身上查出了一封来不及发出的信。此人在信里让同乡赶快来杭州，信中说：杭州人钱多而且好偷，杭州警察也不打人，只要你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

　　“不能让这些小偷借艾滋病逍遥法外，更不能让‘艾滋小偷’引发群众的恐慌。”王擎坤说。杭州警方终于下定决心，要重重打击这批“艾滋小偷”。

　　杭州警方的准备大约开始于今年10月，刚刚上任的西湖区看守所所长倪宏峰接到了杭州警方的重要指令，可能要关押大批艾滋病嫌疑人。“我一上任就接到了这个棘手的任务。不敢有半点马虎。”

　　在这一个月里，西湖区看守所数次请艾滋病防治专家前来讲授与艾滋病人相处的方法。专家还给他们提出了各种防范措施、设备上的建议。参与讲授的防艾滋病专家邓晶回忆，给看守“艾滋小偷”的警察戴上防暴头盔的建议就是她提的，因为如果“艾滋小偷”向警察脸上吐口水或咬上一口，都可能使警员受到感染的威胁。倪宏峰回忆，最难解决的还不是这些应急的硬件，而是干警的恐惧心理，于是，所里不只请专家讲授知识，而且还在一个月内罕见地开了6次干警家属联谊会，做家属的思想工作。专家们借用了全国首个设立艾滋病犯罪嫌疑人羁押点的武汉警方的9个字：不惧怕，不恐慌，不歧视。

　　在注意缓解警员心理紧张的同时，警方也请专家给“艾滋小偷”们讲授一些健康知识，如艾滋病是怎么传播的，如何尽可能地不传给他人，戒毒后生理的短期不适反应及长期坚持后对体质的好处等。以致有一次在审讯时，警察问一名“艾滋小偷”有没有把病毒传给他人，该嫌疑人理直气壮地告诉警察：“我没有传给别人，因为戒毒所里的专家说艾滋病传播只有4种途径！”这个回答把警察们都逗笑了。

　　刑拘中的人道关怀

　　“因为他们是艾滋病人”

　　秦大利们是在11月中旬在盗窃时被杭州警方抓获的。参与抓捕的杭州市西湖区公安分局巡特警大队的队员欧阳小勇回忆了抓捕经历。在11月13日，他和其他队员接到了抓捕“艾滋小偷”盗窃团伙的通知。15日，行动正式开始，所有参与抓捕的刑警都戴上了公安特用的防刺手套。“他们几乎不反抗。像秦大利那样常年吸毒又感染艾滋病毒的，体质非常差。即使他们想逃，跑了200米就会吃不消停下来。”欧阳小勇说。

　　这一天抓住的26人团伙中，至今检查出已有14人携带艾滋病毒。警方调查表明，这些被抓的“艾滋小偷”都是在吸毒时交叉使用针具传染的，而非传言所称是为防警察而故意注射艾滋病毒。

　　11月25日早上，在戒毒所里经过7天强制戒毒的秦大利们看到押送车和大批刑警，知道这一次警方不会像以前那样抓了就放，于是激动起来，朝刑警脸上吐唾沫，欲以此作抵抗。但戴着厚塑胶手套和头盔的刑警们早已做好了准备。早上10时37分，秦大利们被带到了警方专门为他们设置的关押地点，这里已是五步一岗，荷枪实弹。

　　秦大利等12名“艾滋小偷”被拘押进了看守所二楼的一个大房间，露台上装了新的铁栅栏。被押进不久，秦大利和同伴开始喊冷。看守所所长赶紧派人再去买几床被子。他们难受的时候想吸烟，也被破例允许了。看守所负责人告诉他们，允许他们一天共吸一包烟。他们怄着气，直到过了下午2点还不肯吃中饭。一会儿，管理员来“调查”他们的口味习惯，准备第二天给他们定制饭菜。看守所负责人介绍，因为他们是艾滋病人，所以对他们更多了些人道的照顾。

　　下午秦和同伴的情绪稳定多了，他们穿着看守所为他们买的新睡衣陆续接受审讯。下午5时，被提审的秦大利突然毒瘾发作，痛苦地蜷作一团。“忍得住吗？”警察给他点了一支烟，接着又开始不停地为他擦去鼻涕和呕吐物。秦大利脸色发青，深深地吸了几口烟，痛苦地熬过了大约10分钟，才缓过气来。“这些嫌疑人毒瘾可能会间歇性地发作。看守所联系了戒毒所，还去买了抑制类药物。”看守所的警员介绍。

　　在另一间提审室，同样染有艾滋病的盗窃嫌疑人陈六子(化名)在接受审问。陈六子今年21岁，家里有6个兄弟姐妹，他也是这个团伙里年龄最小的。1999年，才17岁的他就开始吸毒，2002年开始用注射器。“周围好多朋友都吸，那时我很好奇，也就尝了。”他来杭州一年不到，现在已经是第5次被抓了。“白天吃了就睡，睡了就吃，晚上出来到翠苑那带活动。”“活动”就是当扒手，皮夹、手机都是猎物。在第一次被抓关进戒毒所后，他被检查出了带有艾滋病毒。自从进过戒毒所，他知道了艾滋病的传染途径。“我不会利用它做不道德的事。”

　　“本来想找工作的，可没力气，干活干不来。”陈六子的眼睛很大，但没有神采。“偷东西轻松点。被人家发现了他们也不抓我们，最多骂几句就走。”陈六子说他没有和其他同伙那样，偷东西被发现了就大叫自己是艾滋病人，他认为是“他们看我年纪还比较小就不来打我了。”

　　被允许后，陈六子点了烟，动作不仅熟练而且老道。“如果将来被放出去，我们还是没有生活来源。”他的意思还是要故伎重演。即使民警反复拿其他虽携带艾滋病毒却仍积极向上生活的人举例试图引导他，他也仍然坚持自己的“道理”。

　　秦大利和陈六子都没有女朋友，他们自己交代也没有嫖娼行为。民警解释，如果吸毒已到比较深的程度，对性的兴趣就几乎丧失了。

　　专家们的忧虑与建议

　　如何从制度层面解决关押之惑

　　有司法界人士指出，此次杭州警方对“艾滋小偷”的集中关押与刑拘属特事特办，并没有解决对付艾滋病嫌疑人与罪犯的制度性难题。浙江省公安厅刑事侦查总队副总队长聂展云表达了同样的忧虑，他认为，政府首先要解决收治的固定场所。

　　聂展云认为，这次对这些艾滋嫌犯大规模关押，警方也是“不得已”的一招：只能解决这一件事或者说是这一个环节，最终要处理好这个问题，还要由政府出面协调各相关职能部门的联合。另外，相应的资金、药物以及必要的治疗条件，对维护社会稳定和防止艾滋病毒扩散，都非常重要。聂展云认为可借鉴武汉的做法：由卫生部门提供有护理条件的医疗场所，犯罪嫌疑人由公安机关在卫生部门提供的场所看管，对这特殊群体进行制约与治疗双管齐下。

　　另外，他认为，若因公感染艾滋病应受到相应保障，性质类似“工伤事故”。据了解，广州市人大代表已提出这一话题：医务人员、警务人员在接触艾滋病人过程中，如果发生意外感染，能否受到保障？人大代表建议由政府出资，建立艾滋病职业暴露预防基金。

　　不只有聂展云这样想。在杭州司法系统高层任职的杭州市人大代表翁钢粮早从去年下半年就开始关注这一问题。他在今年2月提出了《关于切实重视解决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吸贩毒违法犯罪人员收容治疗问题的议案》。

　　翁钢粮手中掌握的情况是，杭州市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有77.45%是经吸毒(静脉共用注射器)感染的。自1997年首次在吸毒人员中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以来，全市已从查获的吸、贩毒人员中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105人，共计155人次。特别是2000年至2002年这三年中，杭州市共发现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涉毒人员126人次，占历年来发现总数的81.3%。这些人员在杭主要以扒窃、贩毒等违法犯罪活动来维持吸毒，一方面严重危害杭州的治安，另一方面，通过各种途径在社会上传播艾滋病病毒。

　　但翁钢粮发现，根据目前国家法律规定，对感染艾滋病等严重躯体疾病的违法犯罪嫌疑人员，在作出劳动改造或劳动教养处罚决定后，可以予以监外执行。而在实际工作中，劳教和劳教场所无一予以接收，也没有不予接收的法律文书，这使得这类涉毒人员无法处置，游离于法律之外，流散于社会之中。

　　翁钢粮建议了两种可行的模式。“一是制定相关的地方性法规，明确对这类人员的处理方法和各有关部门职责，在此基础上，建立全市性的收治这类人员的工作机制。二是由卫生部门牵头，落实专门场所和专业人员，对这类因艾滋病等严重传染性躯体疾病而难以入所执行劳改、劳教处罚的人员进行封闭式集中收容、观察、治疗；司法、公安部门予以配合。”他说，无论哪种模式，都必须首先在法律上立稳脚，出发点都是保障艾滋病感染者的权利。

　　“对犯罪的艾滋病感染者，我们要实施人道的打击。杭州想搞，也有决心搞！”翁钢粮介绍说，杭州已经和深圳、武汉等多个城市进行联系与商讨，但因存在一些瓶颈，这单靠一个城市建立系统难度比较大。现在这个议案正在调查论证过程中。他认为，这个问题应引起全国人大的重视，因为这是个系统工程，各部门的协调最后需落实到制度层面，特事特办成本太大，持久性也不长。

　　对翁代表的建议，也有司法界人士提出了不同意见。如果杭州先搞这样的试点，很可能会引发一大批携带艾滋病的小偷来杭，因为他们会认为这里的条件太好了。所以，该人士认为，应该是各大城市都做起来才能有效地对艾滋病罪犯实现“人道的打击”，否则，可能会对先做起来的城市造成很大的压力。

　　“人道打击”的两种可能性

　　悄然迈步的监狱医院和社区试点

　　就在警方和人大代表对艾滋病犯罪的收监感到表达忧虑与建言时，浙江省监狱中心医院已悄悄走出了一步。今年3月，该监狱医院开始统一收监已判决的艾滋病罪犯。但对他们的投入成本也很惊人，收监一名艾滋病犯人，医药费等加起来，一年至少要花10多万元。

　　监所工作人员介绍，2002年10月份，该监狱医院开始筹备建艾滋病服刑人员的监舍。当年年底，20多名值班民警专门学习了艾滋病的传播知识和病人的看护知识。今年3月，一名来自温州的林姓艾滋病服刑人员第一个入监。到目前为止，监舍共接收了4名艾滋病服刑人员。服刑人员中的3名住在一间20平方米左右的监舍里，有单独的卫生洗浴间，有电视。因为艾滋病毒发作，3人中有两人已无法正常起床行走。另外一名艾滋病犯人单独住在一个略小的房间内。他们的改造任务比一般犯人轻，只需承担监舍内的卫生打扫。

　　监狱医院一警官通过电话介绍，当这几个艾滋病犯人发起病时，就会易发脾气，乱摔东西。遇上这种情况，医院警员都只能好言相劝。有一次其中一犯人怕冷不肯起来，拉撒都在床上，结果满房间都是恶臭。最后，警员只好把他裹着毛毯抱起来放在轮椅里，然后为他换上干净的床单。

　　“艾滋小偷”秦大利如果最后被法院判刑，有一种可能就是被送到这一医院里。但如果最后法院认为其罪不足判，而释放了他或其它艾滋小偷，那该怎么办？有没有教化与疗救他们的场所？

　　浙江正在筹备的艾滋病综合防治社区试点提供了一种可能性。浙江省的示范区定于舟山普陀区和温州鹿城，是国家卫生部门指定的试点。示范区探索的综合防治模式是以社区和家庭为基础，建立以乡镇和街道为基础的医疗救助和社会关怀等服务网络。浙江省疾控中心一专家认为，让艾滋病感染者回归社会和普通人一样生活，才是防治的重要措施。“让艾滋病人像个普通人一样在社区工作生活，发挥他应有的本领，还他正常的生活。当人们不再歧视和害怕它的时候，才是我们真正战胜它的时候。”该专家表达了这一愿望。

　　浙江省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秘书长周小民也表达了相似看法，她认为，艾滋病感染者心理一般比较脆弱，他们希望融入社会，最需要的是宽容和理解，如果能保持健康心态，依然可能保持比较高的生活质量，维持较长久的生命；反之，就可能“破罐子破摔”，甚至害人害己。

　　浙江省艾滋病性病防治所所长潘晓红则分析，原来对携带艾滋病毒的嫌疑人抓了又放，一方面是因为措施不到位，另一方面也是一部分人的恐惧心理使然。这次杭州警方对感染艾滋病的犯罪嫌疑人首次隔离关押是一种进步。她还认为，如果放出来，社区可以尝试提供这样一个宽容的环境。尽管潘对秦大利这样的人的社区管理无法抱乐观态度，但认为如果这样的试点能够成功与推广，必然会减少类似于“艾滋小偷”的艾滋病感染者的犯罪现象。

　　而记者从可靠渠道获悉，此次被刑拘的“艾滋小偷”中部分人可能将因证据不足在近期被再次释放。他们出来后面对的问题将再次考验我们的社会与教化体系。

　　他们的话

　　“艾滋小偷”陈六子：

　　“我没有故意传染别人”

　　在家中吸毒时因共用针筒染上了艾滋病，为了集毒资而来到杭州参与盗窃。21岁的陈六子(化名)是广西鹿寨中渡镇马安村人。问他问题时，他总是低着头，前额的头发常挡住他的眼睛。

　　警方审讯表明，在马安村，像陈六子这样的瘾君子还有不少。据其交代，马安村一百多户人家，已有七八十个年轻人吸毒，而吸毒的又几乎都感染了艾滋病。一陶姓“艾滋小偷”的表兄弟中，已因此死去七八个。为什么他们这个村有这么多年轻人染上毒瘾？据其交代，在鹿寨毒品太便宜了，一克只要五六十元，也很容易买到，听说都是从云南那边过来的。

　　问：你什么时候开始吸毒的？

　　答：1999年开始吸，2000年开始用注射器。

　　问：开始是在家里吸吗？

　　答：是的。后来，没钱了，就到外面来打工。吸了毒没力气，所以就只好偷了。

　　问：你一天怎么过？

　　答：白天睡觉，晚上就出来偷。

　　问：你来杭州一共偷了多少次？

　　答：大约20次。到杭州后主要在西湖区偷，大约共偷了几千元。

　　问：被抓过几次？

　　答：好像是5次，关几天就放出来了。

　　问：你平常和什么人在一起，有女朋友吗？

　　答：我们一般都和有艾滋病的在一起，我们也不想传染给别人。吸毒后，就没那个需要了，所以也没有谈女朋友。

　　问：听说你们在偷东西被抓时经常拿艾滋病来威胁警察，所以你们中有的人自己给自己注射含艾滋病毒的血液？

　　答：不是这样的。我是吸毒时感染上的。　　　　

　　问：有没有传染过别人？

　　答：不清楚。但至少我不会故意传染。我读书少，也偷东西，可基本道德还是有的。

　　问：你如果刑拘后被放出来后怎么办？

　　答：可能还会去偷，我怕毒瘾还会发作。

　　问：你现在不是戒掉了吗？

　　答：吸毒就像吃饭一样，戒不掉的。

　　问：万一能出去，你就真是这样一个想法，再去偷再去吸？你心里面一点梦想都没有吗？

　　答：想回家。

　　问：为什么想回家？

　　答：想躺在家里死去。

　　问：你父母知道你吸毒吗？

　　答：不知道。

　　问：除了你，你家还有几个兄弟姐妹？

　　答：还有5个。另外有两个兄弟也吸毒。

　　问：你一家不是被毁了？

　　答：我没法回答你。

　　问：像你这样出来偷的你们村还有几个？

　　答：七八个，都因为吸毒感染上了(艾滋病)。

　　□采写：本报特派记者傅剑锋 浙江法制报记者陈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