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记者 房立 文／摄

　　“刚开始我觉得他真的该杀”

　　昨天，在大连市法律援助中心，记者见到了杨玉红。当得知记者来意后，杨说：“我第一次阅卷后，认为他坏透了，真的该杀，不应该给他辩护。”

　　被告人革权(化名)，是山西运城人，今年41岁。他对自己生自农村总有一种自卑感。高中毕业后，他开始“闯荡世界”，也开始了他接二连三的监狱生涯。

　　“革权的模样不错，长得很帅气。如果不是在监狱里遇到他，说他是知识分子也有人信。”杨玉红说。1988年3月，当时才26岁的革权因犯强奸罪入狱九年。对这段历史，革权的解释是“年轻，按捺不住自己”。但九年的监狱生涯并没让他彻底悔悟，反而让他染上恶习：打架和酗酒。

　　1996年，出狱后的革权无处可去，就投靠了当时在大连开餐馆的一个远亲夏海(化名)。夏海是个老实人，经营一个两层楼的饭店，生意称得上火爆。夏海对革权曾入狱的事情有所耳闻，但毕竟是亲戚，夏海就收留了他。但革权到来后，夏家天翻地覆。

　　“被害人不仅被杀害，还被奸尸，而革权又有强奸的案底，我第一次阅卷时，觉得不应该给这样的人提供法律援助，该杀！”杨玉红的言语里充满愤恨。就是这样一个人，为何律师又给他做了无罪辩护呢？

　　“一般的律师对付不了革权”

　　革权到夏海的饭店做帮厨，每天8点就得起床为大师傅做准备工作。时间一久，革权对这份工作产生了厌烦心理，恢复了常态，经常喝酒，而且逢喝必多，喝多了就要打架。见革权野性难收，夏海向他表示要开除他。

　　不久，1996年6月的一天上午，夏海发现自己的女儿被人勒死，凶手狠毒到连女儿的尸体也没放过，奸淫后将尸体藏到衣橱中。

　　夏海的女儿死后20天，革权就离开了大连，到江苏打工。到江苏后，革权没有找到工作，因为手中没有钱花，革权再次走上犯罪道路。很快，革权因为盗窃罪再次被捕，被判入狱六年零六个月。与此同时，大连市公安机关对夏海之女的死因也在进行调查。根据公安机关的调查，革权是这起案件的主要犯罪嫌疑人。

　　“公安机关调查后分析：因夏海要开除革权，所以他才滋事，当天上午9点到被害人家中向被害人借钱，被拒绝后，革权兽性大发，先用腰带将被害人勒昏，然后又用手掐被害人的脖子，直到对方窒息死亡，后来还奸污了尸体。这一切做完后，革权将尸体隐藏到室内的吊柜当中。害怕事情败露，革权才逃到江苏。”1999年8月，大连警方认为革权涉嫌杀害夏海之女并实施了侮辱尸体的行为，将正在江苏某监狱服刑的革权带到大连，被大连市人民检察院依法批捕。

　　“革权是个很有逻辑的人，我以为他没有什么文化。但见到他后，我发现这个小子不好斗，不但口齿伶俐，还在监狱里学到一些法律知识，一般的律师不一定是他的对手。”

　　“没有直接证据证明他杀人了”

　　杨玉红说，阅卷后，她发现革权对犯罪事实做过八次供述，其中有六次是有罪供述，“见到这些证据，我的倾向是革权的确有罪。但见到他后，我不得不重新考虑这些问题。”

　　今年7月2日，检察院就革权一案向法院提起公诉。因为革权涉嫌故意杀人，有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以上的刑罚，所以大连法律援助中心接到了指定辩护函。7月中旬，杨玉红成为革权的指定辩护律师。

　　见到革权后，杨玉红对这起案件有了新的认识：“当他知道我的身份后，先问了我一句：‘我听说不花钱的律师不会卖力气的，是吗？’他怕我不认真对待这个案件，就这样转弯抹角地问我。‘你放心，只要我接了你的案子，就会认真对待。’听了我的话，革权想了大概三分钟，才说第二句：‘我没杀人！’”

　　革权说，夏海说要开除他后，他就想回家，也曾找人借钱，但没有借到。案发当天早上，革权陪一名河南民工到医院打点滴。杨玉红问：“你知道他的名字吗？”“不知道。”“那你们到什么医院看的病？”“不知道，要是带我去找，我就能认识。”同时，革权又承认饭店的管理很严格，早上若不请假是出不去的，“必须有老板的允许。”对于在侦查机关的有罪供述，革权称是“刑讯逼供”造成的。

　　“现在有许多涉嫌刑事犯罪的被告，都说自己是被逼的，可他又拿不出证据。革权也只是嘴上说说，也没有证据证明。”

　　杨玉红见革权的几次，革权都表示自己没有杀人。重新翻阅案卷后，杨发现指证革权犯罪的证据没有一个是直接证据，而且这些旁证还没有构成证据链，不能从整体上证明革权就是罪犯。

　　杨玉红提出一个大胆的辩护意见：革权无罪！“这是大连市法律援助中心第一次为被告做无罪辩护，而且还得到了法院的认可。”

　　律师的辩护意见只是法庭参考，到底是什么证据让杨玉红的辩护得到了法庭的认可，使一名被羁押了四年的犯罪嫌疑人被宣告无罪呢？

　　“DNA测试AB型与O型矛盾”

　　“在法庭上，指控方出具了一个DNA测试结果，根据这个结果，奸污尸体的人是O型血，而革权却是AB型血。”

　　杨玉红说，在开庭之前，她见到了指控革权犯罪的大量证据。在开庭审理时，针对这些证据，她均提出了反驳意见：“像有的证据证明革权借过钱，有的证据证明被害人死因，有的证据证明革权喝酒了，可没有一个可以证明革权就是杀人凶手。”

　　在法庭上，革权也知道这次庭审对自己的重要性，他说：“要是我心虚，我早就跑了，不必等到20多天后再跑。”

　　就在此案审理过程中，检察院出具了一份特殊的证据：DNA测试结果。公安机关在尸体上提取了案犯遗留在其体内的精液做测试，当庭有两名专家出庭宣读了测试结果。虽说内容杨玉红听得不是很明白，但结论杨玉红还是听得真真切切：施暴者的血型是O型。“革权的血型是AB型，这个结论有问题。”当庭杨玉红提出：“不管科学如何发展，AB型血也变不成O型血。”

　　“犯人能申请国家赔偿吗”

　　为了稳妥，杨玉红在庭审结束后曾向专家征求过关于DNA测试的问题，得到的答复是：目前我国的技术尚不能证明AB型血在某种条件下可以转化成O型血。

　　10月14日，杨玉红接到法院的无罪判决，就在杨玉红取回判决书后，还有人坚定地说：“这起案子就是革权做的。”

　　“你认为革权到底有没有罪？”记者问。

　　杨玉红当时并没有回答，而是沉思片刻说：“现有的证据不能定他有罪。”

　　“这起案子为什么拖了这么久？”

　　“据我了解，革权刚被批捕时曾请过律师，案件也被检察院发回补充侦查，之所以拖了这么久，还应该是证据不充分。”

　　此案审理之后，革权就被押回江苏某监狱继续对他的盗窃罪服刑。但革权走后，杨玉红和同事们展开了一场没有结果的辩论，革权的事情要发生在普通人身上，就可以申请国家赔偿，但革权是名在押犯人，对在大连的这四年羁押，他能否申请国家赔偿呢？“这是我国法律的盲点。如果革权可以申请国家赔偿，我还可以为他代理。”杨玉红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