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尔登

　　这星期的报纸有好几条与偷书有关。先是北京的图书大厦捉到一个物理学学士。“让警察感到好笑的是……偷的全是教育类图书……甚至还有一本《信仰教育与道德教育》。”不太明白这里有什么好笑。“道德教育”本就是与“不道德”比邻而居，不偷《信仰教育与道德教育》，还偷什么呢？接下来，有学者撰文，说“现代社会解决偷书问题的社会安排应该是广建免费的公共图书馆”。热烈拥护建好公共图书馆，特别是免费的（俺这里的图书馆，办个证要好多钱，加之隔三岔五技术进步，一换证又要好多钱；而且程序繁琐，借本书比偷本书还难），不过广建公共图书馆能减少偷书吗？有点怀疑。比如现在妓院广建得这么老多了，偷情的也没怎么见少啊。好像在和学者做对，2003年12月26日，福建师大图书馆（肯定是免费的）办了个“污损图书展”，证明公共图书馆正是偷书人最好的猎场。

　　理论的事让专家去费脑筋，俺只讲故事。这次我是配角，主角是我的一个朋友，名字我可不能说。他有一种奇特的本领，能从各种地方免费得到他想要的书。开始只是偶一为之，后来在一本美国杂志上读到一篇文章，介绍那里的一个人，若干年间，从图书馆和书店偷来的书，装了好几屋子。他至此方知天外有天。——现在，他偷来的书，也有……我还是不说有多少了吧，只来引用法朗士的一句名言：“我房间里的书全是从别人那里借来的。”

　　如今我从不和他一道逛书店，因为怕受牵连，——他曾经顺手把一本书塞进和他同去书店的朋友包中。出门后拿出，那人才知道，吓得脸孔发白。他并没什么独特的手法，不过是拿起就走而已，但他心中坦然，脸色自然镇定，谁见了都不会生疑。他十岁就开始道貌岸然，二十岁就谢了顶，到了三十岁，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已像是德高望重的人。经过这番布置，他无往而不利。如果我是书店的职员，也不会疑心于他，这种想法就会令我惭愧；即使见到他可疑的举动，也会自己为他设想出别种解释。总之，他经常逛书店，有些小的书店，后来就破产了。

　　他在一家很大的图书馆里，见到一本韦氏大字典，就这么摆着。之所以“就这么摆着”，因为没人想到它会被偷走，——它是四开本，比枕头还厚，足有一二十斤重。他抱起来就走。“很沉。”他后来向我抱怨说。

　　一天我回家时，看到他正在翻我的书架，旁边的地上，摆着挑好的一摞。我们是好朋友，我的家他随便进出，据我家人说，他这样陆续搬走过几次书。我自己不集书，藏书既少，记性又坏，弄不清有过什么书，偶尔找一本书而不得，也只会认为自己记错了，不曾有过。但像碑传集之类数套几十本的书，不大容易记错，我便去问他。他怒道，借你的书还用打借条吗？我一想也是，颇觉惭愧。宋人说世上有两种傻病，“借书一痴，还书一痴”，这两种毛病他都没有。有一次我在他的书架上，见到一本书上有我写下的随记。“哈！”我高兴地说，“可抓住你了。”再一看扉页上，他的签名赫然在目。我傻了眼，他趁机教训我说，以后借别人的书，不要在上面乱写乱画。

　　读者或许会问：说了半天，你偷过书没有？这就交代，有的，但不是在书店里。有几年间我和他曾很接近某一个图书馆。那里有一些不错的书，但除了我们，没人去看。它们受冷落的境遇，委实令我心痛；而还书时，想到它们又要再回到冷宫里，又觉不忍。受了他的教诲，我也开了窍，一到冬天，就偷回几本来。之所以在冬天，是因为穿得厚，便于掖藏；而他四季都可以下手，我一次最多携出两本来，而他便在夏天，穿着背心，也可以带出四五本来，对此我只有瞠目结舌的份儿。他心里毫无不安，而我思想改造不彻底，还残留些道德上的自障，——所以，为解决良心方面的问题，我偷的净是些伦理学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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