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2月18日电（记者李杨）正在此间召开的北京市政协十届二次会议上，政协委员对街头日渐增多的乞丐表现出极大的忧虑――乞讨者出没在西单、王府井等繁华商业区，或哀求下跪，或展露残肢。商场门口，有自称“家乡受灾、乞讨上学”的“学生”跪在地上；地铁站里，不时有小孩一路磕头、抱乘客的腿……

　　乞丐也需“打假”

　　就在记者准备赴会采访的途中，地铁车厢里发生的一幕让人久久无法平静。一个八九岁的小女孩用脏兮兮的小手拉住一位乘客的裤脚，“阿姨，我饿，给点钱吧！”记者上前问道：“你家大人呢？你们去救助站，那里管饭。”话音未落，小女孩撒腿就跑。不知从哪“冒”出来的“家长”劈头就骂，还没等记者反应，他们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北京市朝阳区的一项调查表明，85％的流浪乞讨者不愿接受救助。为何政府有心解囊，乞讨者却不愿领情呢？朝阳区救助管理站站长曹兰锁此前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直言：“其实，除了一些乞讨者确实生活无着外，相当一部分乞丐都把行乞当作了一种生财的职业。”

　　政协委员司马小萌针对乞丐职业化现象一针见血地指出，“乞讨成本低、收效快，远比城里打工的民工赚得多，自然成了一些人谋生的首选”。

　　接受记者采访的政协委员纷纷指出，许多乞讨活动背后有“黑手”操纵，不少流浪儿童、残疾人被人采取“租用”“借用”，甚至强迫手段作为乞讨“道具”，不仅“污染”了首都市容，还严重损害了青少年及残疾人的身心健康。

　　“禁讨令”引发激烈争论

　　出于治理城市“污染”和维护社会治安的考虑，各地纷纷出台“禁讨令”。北京市于去年年底起草了《北京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管理办法（送审稿）》。其中规定，禁止在车站出入口、车站和列车内乞讨、卖艺、吸烟、躺卧、擅自销售物品。

　　此外，苏州市规定，禁止在火车站、三星级以上宾馆周边繁华街区以及风景旅游区、重要公务活动场所、交通要道进行乞讨。成都市规定，禁止乞讨或变相乞讨。深圳市索性直截了当地规定，强行乞讨要受治安处罚。

　　围绕各地相继出台的“禁讨令”，与会委员展开了激烈的交锋：

　　“行乞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乞讨权、流浪权也应该像其他人权一样受到尊重。”政协委员卢风慷慨陈词道，“乞讨者向路人伸出脏手是令人厌恶的，但招人讨厌并不是罪与非罪的判据。只要我们依照法律办事，不随意剥夺公民的权利，我们这个社会可能还不是一个很富裕的社会，但一定是一个文明的社会。乞丐向路人伸出脏手的举动是不文明的，但社会尊重乞丐这种生存方式的选择恰恰是文明的表现。”

　　政协委员鲁哈达则从揭露目前乞丐的有组织、职业化入手，强调“生活无着”的人才具有行乞的合理性，而有组织、职业化的乞丐，有违于行乞求生的本意，是为了不劳而获的一己私利而给我们的城市增添了污浊感，所以必须加强治理。他建议，北京应参照国际惯例，尽快出台“禁讨令”，以维护首都市容和社会治安。

　　政府在两难中执政

　　如何既不简单行事、剥夺公民的合法权益，又能保持首都光鲜亮丽的市容，已成为摆在政府管理者面前的一道考题。

　　卢风说，“关键是要用法律的方式取缔那些有组织的、欺骗性的职业乞讨行为。针对具体人的具体违法行为，通过具体的司法程序进行打击。这样既符合法治原则，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强行乞讨等不良现象。”但卢风也指出，目前我国刑法中对组织、强迫卖淫等行为都有具体的量刑标准，但对组织、强迫乞讨者并没有具体条文。

　　政协委员马戎建议，政府不要图省事，单纯救助乞讨者，而要采取“救助＋就业辅导＋道德教育”的方式。马戎认为，一些农村富余劳动力流动到城市后，既无关系又无技能，这些人一旦发现乞讨是一个谋生、甚至致富的手段，就很容易演变成职业乞丐。

　　此外，政协委员钱满素强调，政府要在行政方法上动脑筋，而不是简单地用一纸禁令解决问题。她认为，一些地方政府给市民发公开信的方法就很可行。政府鼓励市民不直接向乞丐施舍，以断乞讨致富者的财路，也鼓励真正需要救助的人走进救助站。因为尽管政府号召，但最终的行为人毕竟还是市民，乞丐与施与者之间的关系，交予他们自己调整解决，政府只扮演一个恰当的角色。

　　尽管政协委员们在是否应该颁行禁讨令的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交锋，但大家却不约而同地指出，在目前的社会条件下，对流浪者和乞丐的救助恪守自愿原则确实会给城市管理带来一定困难，这是对城市管理水平的考验，也是对社会发展水平的检验。政府的权力受到各种制约，却又必须寻求解决之道，是管理者将在实现现代社会过程中越来越要面对的局面。

　　相关专题：2004北京“两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