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艾滋病村，这个女还的父母都是艾滋病患 者，为看病他们掏空了家底。少食、缺衣，她 在冬天冻烂了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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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９８年１１月，卢广在杭州艮山门一农贸 市场租了一条渔船，从运河源头钱塘江出发， 拍摄京杭大运河。起航前，妻子小莉前来送行

　　撰稿／李宗陶(记者)

　　相册一：非典日记

　　2003年春天，北京，从4月21日到6月23日，卢广与白衣战士、非典患者共同度过64天。他蒙上2只16层的口罩，闷在全套防护服里，片刻便大汗淋漓；家人为他辟出单独的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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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每天早出晚归，筋疲力尽，百感交集。

　　4月21日，他拍120急救人员赶到某小区，运送发烧病人；拍120指挥中心面对最多时一天17000多个电话的忙碌；拍正穿防护服的医务人员的眼睛；

　　4月22日，他拍电梯里戴口罩的发烧病人和没有任何防护的正常人相隔不过1米；拍扶着老母亲(疑似病人)下楼的没戴口罩的中年男子；拍大转移时，躺在担架上双手合十于口罩前的病人；

　　4月23日，他拍医护人员为病人吸痰、处理大小便、掏钱买来水果，以及他们伸向救护车外的“V”字手势(意为抗击非典，我们必胜)；

　　5月3日，他拍病房里戴着口罩、脸上挂泪的孩子；拍点滴架上挂着的小玩艺——那是病区唯一的亮色；拍烦躁的患者、打盹的护士；

　　5月16日，他拍病情恶化者的插管手术、呼吸机、昏迷者透明面罩上的细粒蒸气、移动担架旁高举输液瓶的医生的手；拍康复出院的电影导演谢飞与医生的拥抱；也拍下了死亡……

　　直至6月24日，联合国卫生组织宣布解除“北京疫区”，卢广来到天安门广场，拍飘扬的五星红旗和放风筝的人，画面上的人们，都不戴口罩。

　　卢广不仅记录了无法预知、突如其来的灾难，随之而来的恐惧、焦虑、悲恸，更记录了人类的脆弱与坚强：因瞒报病人终致四口死亡的家庭；劫后余生、再不打骂老婆(为他端水、擦汗、做饭，不曾离开须臾)的下岗者；失去双亲或者失去子女的一个个普通人的故事。

　　每一阵的救护警报里，几乎都有他的尼康相机在“卡卡”作响。他的作品在第一时间被北京市卫生局制作成宣传画，张贴在每个医院。这期间的7000多张底片，是一个摄影者的财富与荣耀。

　　相册二：毒与戒毒

　　1995年3月，卢广第一次前往云南瑞丽，去寻访罪恶的罂粟花。话题敏感，充满危险，但他义无反顾。

　　他扮成一个吸毒者进入，光摸门道就花了一个多星期。他结识了两个吸毒女孩，成了朋友，她们带他走进了那个群落。给他们烟抽，攀谈，举起相机。但吸毒者反对拍摄，他于是等待，再聊、再摸出相机，时间长了，那些人无所谓了。半个月后，他带回了冲击力极强的图片：消瘦的身躯，黯淡的眼睛，狼藉的住处，毒瘾发作时的扭曲。

　　2002年，卢广再去瑞丽，当年认识的吸毒女孩已经死了。他找了个“保镖”，每天付费30元。通过“保镖”的关系，他走进吸毒者聚居的旅馆，此时的吸毒者已经不再戒意镜头，他拍下了更多的颓败、绝望和挣扎。

　　2003年，卢广又两下瑞丽。

　　高墙里的戒毒女、毒窟中的孤儿、毒源金三角缅甸佤邦、吸毒者中艾滋病的蔓延，卢广不懈地用镜头提醒、发问。

　　相册三：艾滋病村

　　2001年11月7日晚，卢广从北京西站登上了开往河南驻马店的火车，9小时后到达驻马店，换乘长途汽车至上蔡县，再租三轮车到达文楼村。此后两年间，卢广30多次去往河南，跑了五六十个艾滋病村，平均每月一次。

　　披麻戴孝送葬的人群、皮肤溃烂的病人、骨架般奄奄一息的病人、无助的孤儿……病人用双手抓挠着溃烂的皮肤，鲜血和脓水片片渗出，空气中弥漫着长时间没洗澡而产生的恶臭，卢广紧握相机，一步步靠近他们、贴近他们，一米、半米、30厘米，他摄下了一幅幅动人心魄、几近于残忍的画面。谁又知道，在定格那一瞬，现实的悲惨，每每令拍摄者没有按下快门的勇气。

　　出于安全的考虑，卢广住在县城里，每天往返于乡村与县城之间。早晨出发前简单吃点儿东西，在村里一整天他都滴水不进，天黑疲惫而归，躺在床上夜不能寐。

　　而人们对艾滋病认识的贫乏也远远超出卢广的想象。当地出产的西瓜，每年都被拒绝收购，即使运到三四百里之外也是没人要。卢广说，愚昧比疾病还要可怕。

　　卢广只能做他能够做到的：买了书本文具、领着艾滋病遗孤去学校，说服校长让他们上学。当地人被感动了，他们开始尊敬这个北京来的“照相的”，不再避讳他的镜头，反而提供帮助。

　　回到北京，卢广与一些制药厂联系，想为上蔡县的艾滋病患者免费提供药品。在他的努力促成和社会捐助下，今天的艾滋病村已经成立了两个关爱之家、两所小学，他参与的中国艾滋基金会准备再办一些关爱之家。

　　“这个时候特别需要人手去帮助他们，所以我经常去。我知道，我所做的一切挽救不了任何一位艾滋病患者的生命，但至少能减去他们的一点点痛苦，不论是身体，还是心灵。”现在的卢广会接到很多来自艾滋病村的电话，“前两天一个病人打电话跟我说，卢广，我们可以吃到政府发的免费药了，我听了很高兴，第二个消息就不好了，他说我们这里的孩子上学问题还没有解决，我听了之后又很难受。我能够感受到的是，政府已经越来越重视他们，做了越来越多的工作，他们的情况慢慢在好起来。”卢广有二三十个艾滋病村的朋友。

　　卢广是这样一个男人：43岁，不好看，黝黑，墩实，混在一堆外来务工者中间就找不着了。但他明白自己要什么，要做什么，要像一株白杨树一样笔直而平实地活着。

　　对话卢广

　　撰稿／李宗陶(记者)

　　记者：如果现在有一家媒体重金聘用你，你会不会去？

　　卢广：不管出多少钱，我都不会去。要挣钱，我回(永康)老家好了。1995年我回去开影楼，生意挺好，后来又开了广告公司。6年，钱挣得差不多了，我想，可以开始甩开膀子干了。2001年我来北京的时候，广告公司让别人管，第一年还挣钱，第二年勉强维持，第三年就关门了。影楼也一样，关不关门得看今年上半年的盈利情况。

　　记者：你怎么看在“体制内”和“体制外”生存？

　　卢广：在“体制内”生存有它的好处：你可以拿一份基本的工资，满足温饱，不用担心最基本的生存问题。但同时，你的时间被控制了，你得去拍一些“无用”的照片，像开会、剪彩、种树什么的。当然，这些也需要有人拍。“体制外”生存就意味着时间都是你自己的，但你首先需要解决温饱，然后有资金去支撑你的创作。

　　记者：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体制内外肯定会有不同吧，比如进入采访现场。

　　卢广：确实是的。有时候，一些重大题材，记者能够优先到达，比如全国两会，还有像国庆游行、人民大会堂、神舟五号，我就拍不到，人家不让进。我不去跟他们争，我拍那些他们漏掉的、没注意到的东西。

　　但是人家认可你了，机会也会多起来。像非典时期，4月20日国务院新闻办开发布会，4月21日一早我就到北京一家媒体，通过朋友帮忙，开到一张介绍信。报社老总觉得，人家躲都来不及，我却申请去一线，很赞赏，就开了。下午我就迫不及待地拿着介绍信去卫生局，提出要拍120急救中心，他们爽快地答应了，我拍了整整一下午。4月22日一大早我又赶到急救中心，拿着前一天拍的照片给他们看。那些医生看完很激动，说：“真没想到拍得这么震撼，你就留在这儿多为我们拍些这样的好照片吧。”他们对我曾经有的戒备大为改观，我抓住机会请求说：“我希望能上非典急救车，跟你们一起出诊，这样才能拍到抢救病人的真实场景。”他们很犹豫，但我坚持：“我来这里就是为了拍到前线最真实的东西，我懂得保护自己，我不会给你们添麻烦的，请你们相信我！”他们被打动了。

　　记者：真的很佩服你，我知道你是北京最早进入SARS病区拍摄的两位摄影者之一，我还知道他们叫你“拼命三郎”。你的存在，让媒体摄影记者多少有些尴尬。

　　卢广：体制内外其实不是最主要的，就像专业和业余也不是主要的。关键是你要有这个心，有这点时间去拍你认为有价值的东西。我没别的，就是勤奋，就是努力去拍。拍照就是一个吃苦吃力的活。

　　记者：我知道你也常跟一些记者约好去某地采访，路上的经历一样吗？

　　卢广：记者出差可以报销，我得自己来，所以要节省一点。我从来不坐飞机，一般坐晚上的硬座，有时我会买一叠报纸，看完后晚上铺在过道里或者座位底下，就睡了。车厢连接处一般不让睡，乘警要赶的。到了当地，也不会有人接待我。住三四十元的旅馆，最便宜住过5元的，再贵就负担不起了。记者可能有车送，我就包一辆三轮车，到处拍。

　　记者：那你拍到的东西跟他们一样吗？

　　卢广：不一样。我去过一个乡，乡里人说，记者来了不少，都有乡干部、镇领导陪着，难说真话。相比之下，我更朴素，也没背景，他们说出来的东西就不一样，虚的会少一点。可能，我更和群众在一起。有朋友跟我讲，卢广，你拍得真好。我说不是我拍得好，是这个故事好。技术不会感动人。记者：我觉得还有一个差别。你知道，我们当记者的常常有一个截稿线，英语叫“headline”，这真是一条要命的线。

　　卢广：是这样。因为报纸的版面在等着你的照片，所以许多记者拍到一定程度就回去发稿了，因为“够了”。我可以花多点时间，去碰他们达不到的深度。像拍血吸虫，我先去拍了一个礼拜，回来觉得不够立体，又去了一次，更深入地了解，后来拿出来的片子丰满多了。其实，第一次跑完，那些照片组一个版也足够了。

　　像艾滋病村，我去了30多次，跑了五六十个村子。后来关系好了，当地发生什么事，他们都会打电话给我，有时候是半夜里，突然说：“我的老婆(母亲或者小孩)死了，你来看看吧。”我知道自己帮不了他们什么，但有时候你去了，看到了，说几句安慰的话，他们就很满足了。

　　记者：就艾滋病这个题材，你拍了多少片子？拍的时候什么心情？

　　卢广：一下子说不出来……几百个胶卷吧。老实说，每到一个村庄，每到一个艾滋病人家，我的心里都是非常痛苦的，我总是在对比，我的情况比他们好多少倍！所以我很愿意掏光我的钱袋，去给他们买药，送他们的孩子上学。

　　记者：对于纪实类、热点类的题材来说，选家的眼光很重要。我很想知道，你的这种眼光是怎么来的。

　　卢广：这可能跟社会阅历有关。1980年刚开始拍照是好玩，就是拍一些风光、风情类的沙龙照，也得了很多奖。后来有高人指点说：“卢广，你要拍自己的东西，不能老去迎合评委口味，光想拿奖。”当时北京的解海龙在拍“希望工程”，我受他影响比较大，开始关注一些纪实类的题材。1994年夏天我去拍西部大淘金，回来很多媒体都用了，也拿了奖。我关注的第二个比较大的题材是吸毒。当时，一般的做法是跟着公安拍，拍抓到的场景。我去了云南瑞丽，跟贩毒的、吸毒的打交道。1993年我到清华美术学院上学，一下子觉得这里真是信息、文化的中心。在北京，能看到全国，几年后就带着老婆孩子来了。因为我是个自由人，判断一个题材的重要性我有自己的标准。

　　有些重大题材我拍不了，就避开，我拍能拍的，像青藏铁路建设、西气东输。有些比较危险的、路远的、投入大的题材，别人碰得少，我就去了，像吸毒、同性恋、小煤窑。

　　拍着拍着，我觉得照相机已经变成另外一样东西了。它用画面说话，能更直观地表现弱势群体的痛苦，它能解决一些问题，甚至改变一些人的命运。

　　记者：听起来，摄影于你，已经发生功能性的转变了。

　　卢广：是的，现在我不是为了好玩，也不只是想拍得更好，而是想帮助那些受苦的人，蒙受不公正待遇的人，承受苦难的人。我跟他们交朋友，跟他们一起喝酒，我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喜欢什么。鲁迅为什么留了这么多东西下来，就是因为他写了很多民间的疾苦。在这条路上，后面好像始终有人推着你往前走。这对记者，可能叫职业道德，职业道德这个词其实分量很重的。

　　在中国，“快乐摄影”为主，但对我来说，已经不是了。我的拍摄追求的是结果。就像2月16日，我得知河南省派了76个干部下到38个艾滋病村，待一年，帮助治疗患者和救助遗孤，我很高兴，这对艾滋病人是个福音。所以，我正想跟他们联系，去拍他们所做的工作。

　　记者：你不怕拍出来的这些东西带来负面影响，或者让外国人误解中国？

　　卢广：其实不会。我经常打这样一个比方：中国这些年的经济正在飞速发展，好比一壶水烧开了，在沸腾。沸水会溢出来，烫伤周围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可能在很旁边。我就是在寻找这些旁边的、被破坏到的东西。去找它，不是说它不好，而是为了让大家看到它，想办法让它不被烫伤。

　　我有一个朋友，原先在中部地区一个城市当摄影记者，他的特长是拍摄一些社会不良的照片，报纸的采用率很高，当地官员挺感冒的，但他们不得不去做工作，这样群众就得到好处了。后来我介绍他到杭州的一家报社，干了一个月，他跟我说，没感觉了，因为杭州这座城市太美了，一时半会找不到什么不好的东西。我就跟他说，要是我们的照相机都该退休了，那多好啊。就像一位领导说的：工作做好了，什么记者来我们都不怕。

　　像艾滋病，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全世界都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事实上我们对于艾滋病的了解还真的很不够。中国是个地方很大、人口很多的国家，如果这一块工作稍有疏忽，后果会非常危险。其实现在国外也很了解中国的情况，我们在艾滋病村，经常碰到国外的记者在拍照。如果国外的人看到了我的这些照片，可能会有更多的国家、更多的人来与帮助这些艾滋病人，这对有效控制中国艾滋病的传播和治疗有益。就像SARS一样，关键是我们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它。

　　记者：说说你的装备。

　　卢广：我的相机是尼康F100，器材加起来总共有十来万吧。买不起数码的，好的数码机机身就要六七万，一般的也要三四万。我不用反转片，反转片最便宜的批发价是26块钱一卷，我用富士100-400，批发价11-14块钱。跟圈子里的人比起来，这都是属于档次比较低的。

　　记者：现在，很多人知道你了。你觉得跟职业摄影记者是近了还是远了？

　　卢广：我跟许多摄影记者都是好朋友。我想，打破了许多框框以后，我们在相互走近。现在经济条件好了，自由摄影师在中国会越来越多。

　　记者：你现在收支平衡吗？我的意思是，还供得起拍照吗？

　　卢广：能过得去。我把家安在三环边上，我有个40平米的客厅，放四张桌子，两三台电脑，其他得省点。

　　记者：小莉(卢广的妻子)也帮了你不少忙吧？

　　卢广：是啊，我别的不干，就拍照，她也没别的工作，就帮我编辑图片、处理文字，还管发稿。她也是“体制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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