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巴金迷”的历史回顾

　　丹晨

　　一九二九年，巴金带着他的中篇小说《灭亡》走进了文坛，由此引发了一场文学“冲击波”。许多读者对着这个陌生的名字，好奇地探问道：“巴金是谁?”

　　发表连载这篇小说的《小说月报》是当时历史最久、影响最大、销行超过一万多份

的大型权威的文学杂志，但是编者却也只能无奈地回答说：“连我们也不能知道，他是一位完全不为人认识的作家，从前似也不曾写过小说，然这篇《灭亡》却很可使我们注意的。”(《小说月报》第20卷四月号)

　　到了年终，《小说月报》编者叶圣陶又一次高兴地总结说：一九二九年这个年度里，该刊发表的巴金的《灭亡》，老舍的《二马》是两部“很引起读者的注意，也极博得批评者的好感”的作品，并预言“他们将来当更有热烈的评赞的机会的”。(同前，十二月号)这个预言后来得到了应验。许多批评家发表评论，认为是少见的优秀作品，“轰动当时(1929年)文坛的杰作，当首推《小说月报》上登载的巴金的《灭亡》”。(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北平杰成书局1933年版)“在怠惰和疲惫的状态下支持着的文坛上，近年来只有巴金可以算是尽了最大的努力的一个。”(《1932年中国文艺年鉴》，现代书局1933年版，上海)有一位青年读者给《开明》杂志写信说：“这部书(指《灭亡》)实在有激动人心之效”，自己原有的享乐主义被它打消，“情愿去为大众工作”。(《开明》杂志第2卷第20期)

　　现在人们都已知道，当初巴金写作这部小说时，并没有想到借此走上文坛当作家。他那时正热中于做一个革命家。因为革命跌入低潮，无政府主义运动正趋于分化、衰落，他深感苦闷。因此，他一再说：“横贯全书的悲哀，却是我自己的悲哀，固然我是流了眼泪来写这本书的。”“我是为了自己，为了倾诉自己的悲哀而写小说。”他在法国留学期间，为了倾诉、宣泄自己的苦闷，常常在笔记本里陆陆续续写了些互不连贯的文字，然后整理改写成这部小说。他仍然想像过去写的那些宣传无政府主义译著那样，准备自费出版，仅此而已。他托在国内开明书店工作的朋友周索非，代为将他已译成的高德曼的《近代戏剧论》的稿费，用作印刷《灭亡》一书的费用。周索非看到这部书稿后，却自作主张推荐给当时正在主持《小说月报》编务的叶圣陶。叶十分激赏，决定采用发表。就这样一个偶然因素，使巴金的人生道路有了一个转变，从做一个革命家的梦，改为文学之梦，并将执着追求的人生信念和汪洋恣肆的激情，倾注在文学写作之中，从此写作了一辈子。

　　因此，从《灭亡》这个作品的创作和它后来产生的社会效应来说，最主要的是巴金用自己的真挚感情点燃了当时青年的心。他所倾诉的苦闷，他描写的杜大心的悲剧，恰恰正是表现了时代的苦闷，才会激起如此众多的青年读者强烈的共鸣。

　　巴金沿着这样一条创作路线，继续写作了《新生》、《海的梦》、《爱情的三部曲》等等大量有影响的富有浪漫激情的中短篇小说；同时又创作了以《家》(1932年)为代表的写实主义长篇小说。后者既保持了原有的酣畅热情的笔触，又更注意人物性格和潜在内心的刻画，细节的真实生动的描写，在更广阔的历史层面上，对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家族史、两代人的冲突、礼教、乡绅、官府、学生运动……)作了相当深刻的揭示和剖析。五四运动已经过去十多年了，但在文学领域里，较有分量的长篇小说竟仍寥若晨星(在这之前，1929年曾出现了叶圣陶的《倪焕之》，但若用今天眼光来说，他的字数只能算中篇。稍后，茅盾的《子夜》发表于1933年)，像《家》这样史诗式的全景式的批判封建专制、张扬个性解放、呼唤自由民主人道精神的长篇小说，在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代表作品，似乎可以说是第一部。像高觉慧那样一些敢于向封建家庭挑战、决裂，投身创造新世界之路、个性鲜明的新青年的艺术形象也是崭新的，成为现代文学画廊中的艺术典型，使人耳目一新，精神为之一震。

　　正是因为巴金夹着这样两类不同的艺术风格、但都具有青春激情和生命活力的作品，来到三四十年代的青年读者中间，引发了一股狂飙似的读书热潮，几乎成了鲁迅以外另一位青年精神导师，尽管这并不是巴金所追求和希望的。

　　现在我们试着列举一些史料事实：

　　李健吾是一位著名的剧作家、翻译家、法国文学研究专家，也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评论家。他用刘西渭的笔名写的评论文章总是文采斐然，情理并茂。他是巴金的好朋友，1932年就对巴金的作品有剀切的剖析和严肃的探讨。他认为，巴金的作品中表现的“爱是为了人类，他的憎是为了制度。”巴金作品所以如此打动青年读者，是因为“他的心燃起他们的心。他的感受正是他们悒郁不宣的感受”。于是，“你可以想象那样一群青年男女，怎样抱住他的小说，例如《雨》，和《雨》里的人物一起哭笑。还有比这更需要的!更适宜的!更那么说不出来地说出他们的愿望的!”他喟叹：“巴金是幸福的!”“幸福的巴金先生!”(《李健吾文学评论选》第13、33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银川)

　　著名诗人臧云远，抗战初期，曾在长沙、武汉参与创办民族革命大学。他曾记述了一段招考青年学生时的见闻：“在这之前(指1938年8-9月间)，巴金路过武汉，我请他到法租界‘美的’咖啡馆去吃咖啡。我告诉他，这两个月为了给二战区的民族革命大学招生，我负责口试与几千个救亡青年谈话，内中有一千几百人，说是喜欢文艺的，问他们：‘读过谁的作品?’‘巴金。’‘你喜欢谁的作品?’‘巴金。’差不多是异口同声。可见巴金的《家》在当时是风靡一时，在青年心中，变成了反对封建出走家庭，向往光明的艺术力量了。……”(南艺学报1979年第2期)

　　这样类似的情景，我从另几位文艺界老前辈那里也曾听说过，仅从荒煤同志那里就不止一次听说过。他在文章中也曾多次写到过：那时到延安去的青年学生，很多不是读了马克思主义，而是读了巴金作品以后，参加抗日救亡，投身革命事业的。他说：“但真正认识到巴金作品的影响，还是1938年冬天在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招考文学系青年学生的时候。……这些同学都是二十岁左右的青年，他们千里迢迢冒着危险奔向延安，爱好文学，投考鲁艺文学系，……要革命，思想上的许多变化，是受了巴金作品的影响!”(《心中仍然燃烧着希望之火》，人民日报1982-6-16)

　　我也听到过黄源同志的介绍：“抗战初期我在新四军、浙东游击队工作，遇到过很多从上海等城市去的青年，是因为受巴金等人作品的启发，才有了反抗旧社会的觉悟，产生了革命的热情。”(与笔者谈话笔录，1979年)

　　抗战期间，即使在南海偏隅的香港，也有类似的报道。那是刊登在立报上的一篇短文，题为《关于‘巴金’的话》(方野)，说：“昨天(24日)在《言林》看到青年读者君的《巴金的新著?》使我想起巴金先生著作的销路来。在重庆，他的新著《秋》每本卖到七八元，尚被争抢一空!在香港，听说作家作品销路最大的，要算巴金和林语堂两位。巴金先生的著作，对于一般现代青年——尤其是小资产阶级的男女青年学生，具有很大的吸引力，确是不容否认的事实。这也正如读者君所说：“现代青年男女谁个不爱读巴金先生的小说?”(立报1940-12-2)

　　1942年，评论家王易庵在文章中介绍说：他有一次到苏州去，和当地文学青年颇多接触，明显感到他们对巴金作品的爱好，“口有谈，谈巴金，目有视，视巴金的作品，只要两三个青年集合在一起，你就可以听得他们巴金长，巴金短的谈个不歇，……”在上海，“《家》《春》《秋》，这三部作品。现在真是家弦户诵，男女老幼，谁人不知，哪个不晓，改编成话剧，天天卖满座，改摄成电影，连映七八十天，甚至连专演京剧的舞台，现在都上演起《家》来，借以多多号召观众了。一部作品拥有如许读者和观众，至少这部作品可说是不朽的了。”他接着分析其中主要原因，和李健吾的看法一样，“是在于他具有丰富热烈的感情，贯穿于他文字中间的是对人间的热爱……”因此引起青年读者“内心热烈的共鸣，……深受青年读者的欢迎了。”(《巴金的〈家。春。秋〉及其他》，上海《杂志》月刊第9卷第6期，1942-9-10)

　　即使在战乱时期，也有类似情况，请看：“要是你生活在学生青年群中，你便可以看到巴金的作品怎样地被喜爱。尽管大热天，尽管是警报，绿荫下，岩洞里，总有人捧着他的作品狼吞虎咽，上课，尽管老师讲得满头青筋，喉头像火，他们却在讲台下尽看他们的《家》《春》《秋》，有时泪水就冒充汗水流下来，夜半巡宿舍，尽管灯光似磷火，也有人开夜车，一晚上吞噬了六七百面的《秋》并非奇怪。而到书店，口袋里有钱，则唯巴金是问，无管那是好是歹，是散文是小说，无钱，则扫着贪婪的眼光，若是稍不自私的书主，肯把书出借，半月一月后，准是没有了封面。”“这是人们经常挂在他们的口上：反抗家庭的，说是《家》的‘觉慧’，‘觉民’，‘作揖哲学’的是‘觉新’……对于妇女群，她们更落落数得出像‘梅’、像‘鸣风’、像‘瑞珏’……总之，他(她)们记得烂熟，他们谈论得唾沫四射，有如书场争辩《三国志》或《封神演义》《水浒传》的人物和事件。”(林萤聪：《论巴金的家、春、秋及其他》，柳州文丛出版社1943年版)

　　这些评论家、学者一反平日正襟危坐、板着面孔论道的样子，竟都是不约而同地用那么热情、形象、生动的文字描述巴金迷们的如痴似醉，可见其真实、普遍；也说明评论家、学者们也被感动了的事实。

　　法国传教士明兴礼博士在四十年代后期，与巴金有过多次通讯，讨论巴金与西方文化思想的关系；1946年还曾访见过巴金。他在他的著作《巴金的生活和著作》中认为：“巴金小说的价值，不只是在现时代，而特别在将来的时候要保留着，因为他的小说是代表一个时代的转变，这好似一部影片，在上面有无数的中国人所表演的悲剧。作者个人的经历的叙述，在很多青年的心中引起了共鸣。为什么《家》会有这样大的收效呢?唯一的原因就是他代表了中国大多数青年的自传。”

　　他还引述了另一位传教士卜相贤在《中国学生》中的一段记事：“我多次问学生们最喜欢读什么书，他们的答复常常是两个名字：鲁迅和巴金。这两位作家无疑地是1944年的青年的导师。让我看来，巴金对学生们的影响好象比鲁迅先生的更大一些，所以他负的责任也比较重。我常听青年人说，巴金认识我们，爱我们，他激起我们的热烈的感情，他是我们的保护者。他了解青年男女被父母遗弃后生活的不幸，他给每个人指示得救的路：脱离父母的照顾和监视，摒弃旧家庭中的家长，自己管自己的生活。对结婚问题，是青年们自己的事，父母不得参与任何意见。……”

　　卜相贤与巴金并未见过面，只是作为一个当事人的亲见亲闻，提供的这个情况，是一段非常重要而可信的证词。他进一步证实了李健吾的话。可以看出，当时青年读者把巴金看成可以向他倾诉心事的可信任的导师和朋友，看成愿意跟随他所指示的道路前行的先行者。这就远远超越了对于一般作者的所谓喜爱、崇拜之情。更不是现在有些评论者用一些流行的时尚说法，妄加评论，说巴金作品是“煽情感伤”“抽象夸张”的通俗传奇，是那时传媒、商业社会制造出来的“青春偶像”“社会偶像”云云。

　　从上面所引述的一些历史资料，我想至少可以有这样几点共识：

　　在三四十年代，巴金的作品曾经风靡一时，拥有广大的青年读者群，以至曾经影响过好几代青年的人生。他是用自己的思想艺术魅力赢得读者喜爱的。他是用发自内心肺腑的真实感情，与时代共鸣的感情，感染读者的。他用对人类真挚的深沉的爱，去点燃青年读者的心，唤醒他们的良知、人性和爱。

　　他的感情，无论是悲哀的，感伤的，痛苦的、激愤的……都是鼓舞人向上的，进取的，追求光明的，向黑暗势力战斗的；更希望人们变得善良些，纯洁些，对别人有用些。因此是一种正义互助献身之情，美好之情。

　　因为他爱人类，爱读者，他也就拥有了大家的爱。他是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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