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冰河怎样解冻 ——兼祝巴金百岁大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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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3月10日21:49 东方网-文汇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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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开垒 最近读到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陈思和《巴金图传》，对巴金百年经历有不少独到的见解，如有关巴金信仰无政府主义过程包括他后来对无政府主义的看法变化等。这使我想起1989年1月在《文汇月刊》和沪港两地《文汇报》同时发表的《作家靠读者养活——关于传记及某些文艺现象的对话》一文中，巴老对我说的一句话：“思想随着现实的考验，总有变
“思想随着现实的考验，总有变化、发展。”巴金这句话不但非常符合实际，而且这句话本身便是一个真理。用这个真理来检验目前有些人对巴金的看法，就不难看出这些人是否“造反有理”了。 陈思和的《巴金图传》正是根据巴金“思想随着现实的考验，总有变化、发展”这句话来叙述巴金的一生。他在书的第八章《人格的发展》中，一开始就提到巴金在1977年5月25日《文汇报》副刊上发表的《一封信》，说正是这篇文章巴金由此“结束了沉默”。今天重读《一封信》，就文章本身来看，也许确实使人感到平淡无奇。但如果从当时社会实际和巴金本人情况来检验一下，那正如陈思和所说：“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它至少透露出两点值得关注的信息：首先是在官方话语的夹缝中生长着他象征独特的谨慎的个人话语……另外一点，从这篇文章中，在那气势磅礴的一连串排比句子中，我们看到了巴金久违了的生命激情……” 说实在，如果不很好回顾一下1977年5月当时国内实际情况，许多现象今天很难理解。特别是政治、思想、文化界经历了“文革”长达十年的浩劫，虽说那时已把“四人帮”抓了起来，大家从心底感到欢欣；但人们的头脑仍如一片冰河，一时难以解冻。尽管《一封信》蕴藏着巴金生命激情，但字面上仍确难摆脱当年通行的“官方”浮辞泛语的影响。在这一点上，谁都无法例外。可贵的是，正是这篇《一封信》，它给我们带来了几十年副刊编辑工作经历从来不曾有过的景象：只半个多月时间，就引来了国内外几百封读者来信，表示对这篇文章的肯定，和对巴金的感情。单是要我们直接转给巴金的信就达到一百五十几封，其中有何其芳，也有胡愈之等作者老友，他们中有的人以为巴金早就被批斗致死，有的人知道了巴金还健在，禁不住兴奋到直接找上门去，沙汀甚至从四川成都赶到上海去和他共叙旧情。连身在美国的前辈女作家凌叔华，也要求我们把她充满着感情的信转给巴金。当然，极大多数还是一般不认识巴金，但对巴金作品十分熟悉的读者。巴金的名字就是象征着人民大众的胜利，他的名字就是一道火光，正是《一封信》使眼前文学冰河，出现了第一个裂痕。 《一封信》刊出后，我只想到怎样把长期被压抑的特别是受苦受难最深的一些作家发掘出来，像巴金一样，让他和大家见面，这是我们的努力方向，后来，柯灵、罗荪、于伶、王西彦、陈伯吹、李俊民、白桦等，果然都在同一年(1977年)有作品在副刊上发表。至于《杂家》作者罗竹风等，在我们副刊上重新出现，则已在第二年即1978年期间。而在1978年初，当时全国文坛还仍在一片沉寂之中，似乎还不曾有人对极“左”文艺理论有所触动。说实在，我自己在这一时期，也还不曾清楚认识到文艺对政治的关系究竟应该怎么看法；反正糊里糊涂，只凭个人感情，对“四人帮”一套十分憎厌，却并不曾真正弄清楚这十年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在全国还不曾发表从北大荒劳改农场回来的艾青稿件之前，我们带头刊出他的诗稿，我也是出自这样的心情。 直到1978年下半年以后，由于编辑部领导和同志们的推荐，副刊先后发表了卢新华《伤痕》、宗福先《入党》、《于无声处》、郑义《枫》、胡迪菁《谭静》，并也都得到许多读者来信，受到热情赞扬，我这才逐渐意识到副刊也应该发表小说，特别在文坛被“四人帮”蹂躏还不曾完全苏醒过来的今天，通过小说情节，反映“文革”罪恶，确是办好副刊的一条大路。问题是副刊在“文革”中长期被压制为每星期只能出一个版面，原以散文杂文诗歌为主的副刊，怎样进行调整，这在实际工作中确是个难题。 文学冰河的解冻，确是十分艰难，现在回忆起来，真是一言难尽。当然，最大的推动力，还是1979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也即是全国作家第三次代表大会)。当时三千多代表来自全国各地，上海市代表团316人，团长是巴金和陈沂，但他们仍参加上海文学组讨论。上海文学组代表共四十七人，我们都住在西郊国务院第一招待所，和我同住一室的是朱雯。在听了邓小平在大会上的报告后，第二天就在招待所八楼的一间大房间里作小组讨论。主持小组讨论的是新近从上海音乐学院调至上海作协来工作的钟望阳。会上在蒋孔阳、王元化、李俊民等人发言后，吴强说话了，他是上海作家中最后被宣布“解放”的一位，但也已恢复工作一年多了，他沉痛地说：“‘四人帮’虽然垮台，但流毒很厉害，邓小平同志主张继续揭批‘四人帮’，这很有必要。过去我们这些在文艺岗位上负责的，包括我自己，工作作风和不适应文艺创作开展的旧思想，都应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报告精神改进。至于作家、艺术家，‘四人帮’已垮台了，再也不会有人来随便整我们，不要心有余悸，更不要预悸，要胆大一些！” 巴金当然已不像两年多以前发表《一封信》时那样拘谨了，当时他已在香港《大公报》发表了二十多篇“随想录”，谈到了不少有关“文革”的问题。他的这些“随想录”文章虽还都在海外发表，内地一时还不能广泛传播，但显然他这时的思想超越今天参加四次文代大会上海文学组在座的代表们。当吴强的话讲完，巴金禁不住对着他亲切地微笑起来，说道：“我看你也不见得胆大。说实在，昨天全国文艺界三千人的大会，团结起来共商文艺界大事，从来不曾有过。邓小平副主席报告我是赞同的，没有不同意见。但三十年来我确实也听过不少好的报告，也读了不少好的文件，根据我的经验，这些也还是要等着看。邓的报告精神很好，但究竟能不能成为事实，我还是有些疑虑的。三十年的教训太多了，也太深刻了。为了过关，不得不保护自己；有些人要保护自己，有时就不得不牺牲别人。所以大家既挨整，又整人。旧账不要算，但一定要搞清是非。什么时候大家都能不跟着风向走，照着真理说真话就好了。现在确实形势大好，我看希望还是在青年身上……。” 正是这一次文代大会以后，从1980年开始，在“四人帮”统治下长期形成的极“左”文艺思想的冰河加速解冻。我们文汇报副刊就从这一年元旦恢复《笔会》名称。我们在巴金、柯灵等前辈支持下的短篇小说征文，来稿从最初三千篇，增加到最后八千篇。到这一年10月1日，我们已先选刊了16篇作品，然后又加选了21篇，合计37篇，编印成一本《新蕾集》出版。在1981年元旦《笔会》版面，我们揭晓了这次短篇小说征文获奖名单，第一名是董乐山的《傅正业教授的颠倒世界》。同时我们还公开了这次评委名单，那就是：巴金、冯牧、柯灵、吴强。这四位评委虽然工作极忙，还是十分认真的审读了我交给他们的十多篇初选作品，然后他们又精选出了其中五篇，并把原来在初选中选作第二名的董乐山《傅正业教授的颠倒世界》改定为第一名。董乐山原是我在解放前就认识的老友，他在解放后曾在北京新华社工作，反右时被戴上帽子，“文革”中翻译出四大本《第三帝国兴亡史》，却不许公开印出译者的姓名。这篇获得第一名的小说从一个侧面控诉了“四人帮”对科教文化事业的摧残。他们迫使一个本来在星期日也不肯放下工作的勤奋的科学家，被下放劳动后，变成一个终日碌碌、胸无大志的庸人。这篇作品在提示这一真相时，不借助于说理，而是完全依赖形象的描写和叙述，使人看了如临其境，如见其人，可以依稀看到作者受到西欧作家创作方法上的影响。这也值得我们借鉴。 短篇小说征文的其他几位获奖人，和作品被编选入《新蕾集》的其他三十多位作者，极大多数当时都是青年朋友，有的甚至当时还是第一次在报刊上发表作品。他们中有蒋子龙、韩静霆、贾平凹、孙、张长公、薛家柱、曹布拉等人，有的后来经过他们自己的奋发努力，成为全国著名的作家。 巴金先生今年已届百岁大寿，但因病躺在床上已无法说话。他显然不可能再根据自己的想法来做一些事情而作用于社会，我们自应从他一生追求自由民主和真理过程中所出现的复杂历史内涵，去接受教益。至于他信仰无政府主义问题，我想我还是应该想起他在1989年1月与我共同署名的那篇《作家靠读者养活——关于传记及某些文艺现象的对话》一文中，他对我说的话：“对无政府主义我信仰过，但在认识过程中，一接触实际，就逐渐发觉它不能解决问题，所以常常有苦闷，有矛盾，有烦恼，这样，我才从事文学创作。要是我的信仰能解决问题，那我的心头就没有苦闷，没有矛盾，没有烦恼，我早就去参加实际工作，去参加革命了。但是实际上不是如此。这样我才把文学创作作为自己主要的工作，由此来抒发自己的感情。” 正是由于巴金以一颗真诚的心，在“文革”结束以后坚持“把文学创作作为我自己主要的工作，由此来抒发自己的感情”，他写出了《一封信》，写出了《随想录》，对在“左”的思想路线指引下长期形成的文学冰河，起了解冻作用。 相关专题：巴金逝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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