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巴金老人

　　李存光

　　一位满头银发的老人，端坐在我对面的高背木椅上，双腿间架放着一根手杖，身着略显臃肿的栗色茄克式棉衣。老人举步维艰，但脸色红润，神态安详。这位老人便是巴金。

　　坐在老人对面，我真真实实地感到一种宁静，一种镇定，一种充实，一种信任。

　　这一天是1991年2月4日，农历庚午年腊月二十，节令正当立春。

　　没有多少热力的阳光，穿过婆娑的树叶，再透过门窗的玻璃，斑斑驳驳地洒进由阳台改成的狭长形房间。房内没有取暖设备。阳光虽未增加多少暖意，却平添了几分明亮。我同巴老便在这样的氛围中谈话。同去的朋友在远处和巴老的九妹琼如老人很有兴致地拉家常。

　　三天前，我同思和一道去巴老家时，请巴老为我选编的《巴金谈人生》写几句话。巴老应允了，要我再给他一份纲目看看。这天，我专为送纲目而来。老人说：一定写，只是身体不好，可能短一些。我说：哪怕只写一句话也好。说完“正事”，我又同老人谈了些别的事情。老人拿出两件材料给我看。一件是浙江嘉兴县志办公室据1923年手稿打印的《嘉兴杂忆》残稿，另一件是65年前写有《春梦》片断的练习簿。三天前，我同思和在巴老家谈了近3小时，这次，我不愿多占老人的时间，因此，进屋后一直没有取下围巾，脱去大衣。翻看那极其珍贵的稿本时，我显得笨手笨脚。巴老慈祥地看着我，不时轻声说几句话。看着老人双腿间的手杖，身上的棉衣，我突然涌出一个念头：老人那衰老的身躯也需要支持，老人那燃烧的心也需要温暖。我有点走神了。……

　　2月5日，我离沪返京。19日，农历辛未年正月初五，巴老来信。我急切地拆开老人亲笔写的信封，内中是老人一笔一划写成的两页《前言》。文末署“91年2月14日”，这一天是农历的除夕日。《前言》是这样写的：

　　1928年在巴黎，我对一位朋友说：“我只想活到四十。”过了62年，我在回答家乡小学生的信中又说：“我愿意再活一次，重新学习，重新工作，让我的生命开花结果。”87岁的老人回顾过去，没有成功，也没有失败。我老老实实地走过了这一生，时而向前，时而后退，有时走得快，有时走得慢，无论是在生活中，或者在写作上，我都认真地对待自己。我欺骗过自己，也因此受到了惩罚。我不曾玩弄人生，也不曾美化人生。我思考，我探索，我追求。我终于明白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而不在享受。人活着正是为了给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添一点光彩，这我们办得到，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更多的爱、更多的同情、更多的精力、更多的时间，比用来维持我们个人的生存所需要的多得多，为别人花费了它们，我们的生命才会开花结果，否则，我们将憔悴地死去。

　　我仍在思考，仍在探索，仍在追求。我不断地自问：我的生命什么时候开花？那么就让我再活一次吧，再活一次，再活一次！

　　读罢在人生途程中跋涉87个春秋的老人的自白，面对工整而苍劲厚重的手迹，蓦地，我眼前化出一幅景象：在人们忙碌地准备迎接新岁的时候，巴老静静地坐在临窗的小桌前，手中那管显得万分沉重的笔，在纸上艰难地缓缓移动，移动……。我的双眼模糊了。幻象消失了，眼前是实实在在的写着400多字的两页稿纸。放下稿纸，我感奋，我崇敬，只是不知怎地，感奋中含着些许酸楚，崇敬中掺着几分感喟。我默默地对自己说：这就是巴金老人！这就是巴金的精神！

　　《巴金谈人生》是我为青年朋友选编的一本薄薄的小书。我力图通过书中精选的巴老有关人生的方方面面的言论，展现他数十年来所倡导和实践的一贯思想：人应该追求真诚的、充实的、有理想的、有奉献的生活。巴老新写的《前言》所回顾的、所展示的、所渴望的，不也是这样吗？将巴老的手稿复印交出版社以后，我在小书的《后记》中，写了这样一段有感而发的话：“最有资格谈人生的人应该是严肃地对待人生的人。巴金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怎样说就怎样做，至少是努力这样去做。正因为这样，在80岁的时候，他才能这样说：‘我绝不写文章劝人“公字当头”，而自己“一心为私”。自己不愿做的事我也决不宣传。我的座右铭就是“绝不舞文弄墨、盗名欺世”。我们的确见过那种‘论’人生时头头是道，‘过’人生时则背道而驰的人。言行一致、身体力行与言善行恶、口是心非，其美与丑、高与低，真是泾渭分明。”我向青年读者们建议：“读巴金谈人生的书，还应了解巴金这个人。只有把书和人联系起来‘读’，才能真正认识巴金并理解他对人生所说的话语，受到更大的启迪和教益。对于其他谈人生的书和人，也应如此。”

　　我同巴老的文字往来始于1963年秋。当时，我刚刚步入大学四年级，准备以巴老的创作道路为题，撰写学年论文和一年后的毕业论文。9月23日，我写信给巴老，一封2000字的信写了一个星期，才交给指导教师林如稷教授，请他转寄给巴老。信写得很稚拙。我说：“为什么我会对您和您的创作感到兴趣呢？凭我有限的知识，我感到，中国新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中，对您的论述和研究还不够充分、全面，有的问题解放前后都在争论，至今还没有一致的看法；有的虽然接近一致，但中间也有些值得商榷的地方；有的呢，似乎还没有怎么触及呢，特别对您的创作道路和经验的研究，显得更加不够。因此，对您的文学活动和创作道路的轮廓，作一个较全面的勾画；对您的作品，作一个合乎事实、较为正确的评价；对您的创作经验和意义，作一个公正的总结，是十分必要、十分迫切的事情。自然，我深知，知识贫乏、能力低下、年仅21岁的我，远远不能胜任这样艰巨的工作，它的完成，有待于致力于这方面研究的人们共同的探索和努力。我愿意在这项工作中，努力尽自己的一点力量。”

　　我又表示，“读您的作品，我很喜欢您的性格和语言。当然我不是喜欢那些旧时代留下的消极的方面，我指的是由您的作品中体现出来的作家全人的品格。我爱热情、诚挚的人，爱明朗、酣畅的语言，我相信，这会有助于我对您的作品的感受和研究。”

　　我以十分严肃的态度说：“鉴于以上种种原因，我才立志研究您的作品及创作道路。我认为，这决不是个人的喜好和事情，对您的研究和评价，实际上关系到正确批判继承五四以来新文学的进步传统，关系到如何掌握评价新文学史上一大批进步作家的标准，涉及到怎样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方法论去对客观事实作实事求是的分析等一系列重要问题。我希望通过对您的研究，使自己对这些问题有更深刻、具体的认识。”

　　10月29日，林如稷教授转给我巴老的复信和一本我求借的《巴金的生活和著作》。巴老的信是用毛笔写的，字迹流畅飞动，文句却颇多委婉。这封信是这样写的：

　　存光同志：

　　信收到。我最近比较忙，过几天便要离开上海到南方去看看，我抽不出时间写较长的信，请原谅。说实话，我希望您最好不要研究我的作品。我过去写得多，但写得不好，现在社会活动较多，文章写得少，还是写得不好——自己看看，也不满意，何况别人！倘使我将来能写出好作品，我当然不反对人们谈论它。目前我害怕您会白白浪费了您的时间。

　　您要看的明兴礼的著作，已托林先生转给您了。这本书我这里还有，您不必寄还了。作者是个天主教徒，在他这篇“博士论文”中他也在宣传天主教义。不过他懂中文，我的作品他差不多全看过，引用的地方较多。

　　我1923年离开成都后曾在上海、南京两处进中学读书。没有参加什么社会活动。去法国前，翻译过一本克鲁泡特金的《面包略取》(后改名《面包与自由》)。

　　匆覆。此致

　　敬礼

　　巴金10月17日

　　请代问候林如稷先生，我不另给他写信了。我毕竟是一介书生，且悟性甚低，不懂测风察云，见机行事。在1963年秋写信给巴老，表示要研究他的作品和创作道路；并侧面表示对1958年至1959年全国范围内以“巴金作品讨论”为名的大规模批判运动的不满，对文学评论和研究中日见抬头的种种“左”的思潮的质疑。这怎么不使心有余悸的巴老感到为难呢？大概是我的书生气令巴老忧虑，因此，他劝我“最好不要研究”他的作品，“害怕”“白白浪费”我的时间。我未能理解巴老的深意，也的确不明白正在发展的形势的严峻，仍然坚持搞自己的选题。以后的事情却为巴老所言中。一年以后，我不得不中止了研究。

　　风雨雷霆，14年以后，我从西北的一所大学来到北京，得以重新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和巴老。此后6年间，我只给巴老写过一封信。为了抢回失去的时光，我奔忙于各家图书馆，埋头翻查旧报旧刊，四处寻觅绝版书，整日遨游在书海之中。直到1984年，我出版了一本论述巴老文学道路的小书并编成三卷研究资料后，才下决心去见巴老。12月3日，在巴老度过80岁生日之后，我第一次走进上海武康路巴老寓所。我带去一份复制件，这是上海《大公报》副刊《大公园》1948年12月29日以《巴金的心境》为题刊登的两行手迹：“我喜欢罗曼·罗兰的一句话，痛苦和战斗，这是支持宇宙的两根支柱。”手迹中的“一句话”三字有脱笔，看不清是什么字，令我耿耿于怀，因此，趁便先请巴老和小林同志辨认一下。为了节省巴老的时间，赴上海前，我将要请教的问题寄给了巴老；见面后，巴老便针对我的问题逐一作了回答。谈话的主要部分如下：

　　存光：1979年4月和1980年初，您在同法国《世界报》记者雷米和上海文学所研究生花建的谈话中，都谈到“追随鲁迅的道路”。我正在思考应该怎样理解您所说的“鲁迅的道路”。能否谈谈您在30年代对“鲁迅的道路”的认识，以及今天您对“鲁迅的道路”的看法？

　　巴金：你的问题我看了。老实说，你的问题我很难回答。作家与批评家、理论家是不同的。有些问题我从来没有想过。

　　关于“鲁迅的道路”，我没有仔细想过这个问题。《真话集》中《怀念鲁迅先生》写过。我的看法就是这样：“我勉励自己讲真话，卢骚是我的第一个老师，但是几十年中间用自己燃烧的心给我照亮道路的还是鲁迅先生。我看得很清楚：在他，写作和生活是一致的，作家和人是一致的，人品和文品是分不开的。他写的全是讲真话的书。他一生探索真理，追求进步。他勇于解剖社会，更勇于解剖自己；他不怕承认错误，更不怕改正错误。他的每篇文章都经得住时间的考验，他的确是把心交给读者的。”我对鲁迅的看法，当然也是这样，不过现在到写这篇文章时，考虑这个问题就考虑得更清楚一点，更明确一点。我认为作家的道路就是这样的，写文章也这样写。我觉得鲁迅的道路首先是这样的。比如讲真话，我是这样写的：写作和生活一致，作家和人一致，人品和文品一致。写这篇文章时虽说是回忆，但鲁迅对我的影响，我对鲁迅的看法就是这样的。30年代、40年代，我不是这样明确，70年代、80年代，更明确了。

　　存光：现在回过头来看，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文学运动、文学思潮，对您自觉从事创作是否有什么影响？

　　巴金：我觉得很难明确地说。当然受到影响，但创作主要是生活。明确的我说不出来。我不是有意的。搞创作，写什么东西，主要是生活里有一些感受。所以我说我不是文学家。……我对青年作家说，你写创作，不要管别的，理论也好，美学也好，什么也好。你写生活中的感受，最熟悉的东西，感受最深的东西。我自己写作也是这样。反正我也不要做作家、文学家。

　　存光：您认为对于作家的社会理想、政治观点与小说的思想的关系，应该怎样认识才较为确凿？

　　巴金：这是有关系的。我的作品与我的主张是有关系的。我写作品是宣传我的思想，宣传我的看法。写出作品要打动我，也打动别人。不是为写作而写作。我没有话可说就不写东西了。

　　过去有些东西是别人拉稿写的，现在也有拉稿的。要尽量避免。替别人完成任务，要你写什么稿子你就写什么稿子，是浪费时间。

　　存光：您认为写一个作家的传记，最需要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

　　巴金：我觉得写一个人的传记，最重要的是你了解他的生活，还了解他所处的时代。时代最重要，背景、环境最重要。我不想别人替我写传记。我写过去，也需要好些时间来思索，来回忆，才能准确地回忆起来。我写《回忆我的哥哥李尧林》在香港的《大公报》发表后，《一般》杂志也转载了。这篇文章里就有错，时间和事情都有错，查了几篇东西，才搞清楚，收在《病中集》中的是改过了的。

　　我写东西要有根据。我要写过去哪些事，要考虑哪些问题，也要花好多时间，不能说几十年的事一下就想起来。我的时间不多了，把要要写的东西多写两本，还有，我还要做点事，证明自己的文品、人品，证明文学与生活、与写作的一致。因此，我没有更多精力来写回忆过去的东西。我要做我自己要做的事，不能老做别人让我做的事。

　　存光：有人说，写传记要写出“我眼中(或心目中)的×××”；又有人说，应写出“真实存在着的×××”。很想听听您对这个问题的意见。

　　巴金：照我来看，当然应该写真实存在的人。但这不容易，总免不掉我写的东西总有点我自己的看法、印象。比如这个人我讨厌他，写出来总有点反映。他做的有些事你不赞成，你总不可能把他说好。当然，写作时尽可能准确些，忠实一点。过去写传记最困难是材料，我为啥要提出建立文学馆呢？就是为了保存材料。这个馆明年一月一日可以正式建馆。成立文学馆还有不同看法，有人提出成为研究中心。我的意思，先应该是资料中心，收集资料，整理资料，提供资料，主要为全国大专院校中文系师生服务，还要为海内外研究者服务，为很多人服务。研究中心是为少数人服务。以后发展当然可以办。写传记有了资料也就方便一些。本人谈的只能参考，特别是家属，现在有些回忆录就不大符合事实，家属提供的情况好话说得太多。最困难的是时代怎样创造这个人，能把时代写出来。这个时代出现这个人。

　　匆匆又5年。1989年11月，我去上海参加“首届巴金学术研讨会”。说来令人感慨，自8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十分活跃，其中，巴金研究堪称进展最大、收获最丰的领域之一，但召开全国性的巴金研讨会，却困难重重，在上海同仁的努力下，直到1989年尾才得以举行。研究者们从各地赶赴上海市郊青浦宾馆，兴奋和欣喜自不待说。11月21日，会议开幕。许多代表要求探望巴老，会议主持者颇感为难，他们在开会前已与巴老联系过，未得同意，因为巴老不习惯也不愿意搞“接见”式的会见。会议主持人再三解释，但要求仍殷殷不停。于是，23日下午，我同李济生老人、丹晨同志陪与会的几位日本学者去巴老寓所，同时，代大家再向巴老陈情。我对巴老说：有十几位研究者，也是几十年来读您的书的读者，现在来到您的门前，不见您心里实在过不去，50岁的人说起这事都流泪，请巴老见见吧。巴老听后，立即说：“见一见，见一见。”这样便约定第二天上午10点见面。第二天，我随过去已见过巴老的代表参观大观园，十几位从未与巴老谋面的代表，则乘车去武康路巴老寓所。

　　会议闭幕后，28日下午，我与思和又应约去巴老寓所请教教有关老人的集外佚文等问题。这两次见巴老，我明显地感到，老人的体力不如5年前，行动已很困难，但他那平易的风范、清晰的思路仍然如故，他思维的敏捷和记性的超常，更令我惊叹。

　　28日我们去巴老寓所前，先到华东医院探望正在住院的王瑶先生。说到王先生，我不能不多写几句，因为王先生的名字也是同巴金研究连在一起的。早在1957年，王先生就发表了《论巴金的小说》这篇奠定我国巴金研究基础的力作；80年代，王先生又为《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撰写“巴金”辞条，全面而中肯地评介了巴金的剧作道路和文学成就。王先生一直关心支持巴金研究，并为巴金学术研究的收获深感欣慰。

　　1985年，我和丹晨同志受同仁之托，到北京大学镜春园76号拜访王先生，请他领衔主编《巴金研究论集》(另一位主编是复旦大学的贾植芳先生)。1989年11月9日，我代“首届巴金学术研讨会”主办单位与王先生联系，他在电话中以十分肯定的语气说：“一定参加。”他还告诉我，即将动身去苏州出席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会，会毕便赴上海。21日，我因事耽误，下午才从北京飞往上海，同仁告我，王先生上午抱病出席开幕式，但无力讲述事前准备好的发言稿，在贾植芳先生的劝说下退席休息，已住青浦中医院输液观察。当晚，王先生病情加重，次日转至市内华东医院住院治疗。我和思和去医院时，思和买了一束鲜花，病房的护士小姐找来一个广口瓶权代花瓶，鲜花使洁白的病房增添了一些生气与活力。王先生此时已不能说话，但头脑清楚，面部表情乐观而坚毅。陪伴先生的师母告诉我们：上午，巴老来医院看病，因不能上楼，特让女儿李小林代他到病房向王先生致意。想不到，这一天竟是我同王先生的诀别。12月27日，在八宝山王先生的追悼会上，我默立在人丛中，想到50天前我与王先生的通话，和一个月前在上海的最后一面，想到王先生一生的学风和人品，开拓和成就，不禁黯然泪下。王先生是从巴金研讨会的会场上住进医院的，他是“战死”在现代文学研究阵地上的啊！我蓦然想到巴老1938年在《做一个战士》中写的一段话：“他能够忍受一切艰难、痛苦，而达到他所选定的目标。除非他死，人不能使他放弃工作。”王先生不正是这样一位“战士”吗？因此，在向王先生的遗体鞠躬时，我心里除了哀痛，还升腾着一种异样的感情。……

　　我与巴老接触不多，仅有的几次见面，都在老人80岁之后。尽管每一次见到老人，我都有所获，有所感，有所思，但我却认为实在无需用铺陈的笔去描述每一次见面的情形，这是因为在我的眼中，他是一位诚挚、平易、谦虚的老人，是一位爱憎分明、热情正直的战士，是一位辛勤耕耘、硕果累累的作家。他不是“首长”，不是“名流”，不是圣人，更不是神仙。读他的作品，我像是在聆听他促膝谈心；坐在他的对面或身旁，我眼前是一个真真实实的普普通通的老人。我爱我眼前的巴老，我敬我眼前的巴老。

　　自“五四”以来，可称为“作家”的中国人车载斗量，然而，真正把写作当作事业，在推动社会的进步和人类的文明方面卓有建树者，却可以数计。有的作家才华出众，或一度辉煌，或写过力作佳构，但星换斗移，沧海桑田，逐渐失却光泽，有的甚至蒙上尘垢。更有的号称“作家”者，或猎于名，或钓于利，或屈于力，；随时俯仰，见风转篷，文章或有可取，人品几等于零。巴老自本世纪20年代开始写作，他亲历了“五四”以来我国新文学的全过程，除去头10年和被迫搁笔的“文革”10年外，其余50余年都堪称文学创作的大家和文学运动的中坚。

　　像巴老这样，长达70余年坚持写作，坚持用作品同读者见面，其作品在几代读者中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这在现代作家中的确不多见。巴老不想当作家，但生活却把他造就成一个作家。

　　一个为写作事业贡献毕生精力的大作家。巴老写作如同在生活，为使世间更温暖、更幸福，人的心灵更纯洁、更美好，他写作一生，探索一生，思考一生，奋斗一生。他用作品说真话，吐真情，真切反映时代的影象，尽力抒写人民的心声。他有过迷悯，有过坎坷，也有过错误，有过失落，但不论处于何种境地，他始终不忘读者，不忘祖国，始终襟怀坦白，勇于自剖，始终追求真理和光明，坚持理想和信仰。其言以真而传世，其文因德而益彰。在这位写作与生活一致、做人与为文一致的作家面前，諛词和贬斥同样不都是苍白无力的吗？

　　记叙或评述巴金老人的一生，是一件为许多人关注的工作，已经出版的几部传记和评传，或重在作品的评析，或偏于经历的描绘，或以铺叙言行活动见长，或以揭示人格发展取胜，自成一格，各有特点。我的这本书，能为读者提供一些新的东西吗？这不该由我作答。我所能说的是，我力求忠实地、客观地叙说老人不懈奋进的一生，特别是他在思想和创作方面探索、追求的历程；以目前所能掌握的全部材料为根基，不取巧，不自以为是。我爱巴老，我敬巴老，但我避免用一己的感情去择取事实，以个人的好恶去剪裁历史。我的写法也许拘谨，但执著于材料也颇艰苦。我有自知之明：我笨拙的笔，写不好这位世纪老人，时代良知。我这样自慰：我所写的巴老，也是一种认识，一种观照，一种理解，一种表现吧。今年，巴老整整90岁了。在这个时候，我把这册书奉献给读者，也多少卸下了自己心上的重负。于是，我释然了。

　　末了，对于不断督促和鞭策我的朋友们，对于栽培本书的园丁们，我深深地道一声：谢谢！

　　作者

　　1994年中秋夜，

　　于巴山洞明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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