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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连科:我是一个没有天赋的作家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3月21日16:43 瞭望东方周刊

  “记得北京一位作家评价我的《日光流年》,说是50年后才能让人看懂,这太遥远了。《受活》大家现在就能看懂就好了,10年之后还认为有价值就成功了”——阎连科

  阎连科,男,1958年出生,河南省嵩县田湖镇人。1978年入伍,1980年开始发表作品,1985年毕业于河南大学政教系,1991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日光流年》、《坚硬如水》等7部,小说集《年月日》、《耧耙天歌》等10余部;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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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连科文集5卷。曾先后获第一、第二届鲁迅文学奖和其他全国、全军性文学奖20余次。其作品被译为多种语言,是中国当代最为重要的作家之一。现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南省作协理事。

  2004年3月14日,上海大学乐呼新楼内。阎连科带着他撼动整个中国文坛的长篇小说《受活》来到上海,参加了由春风文艺出版社、《收获》、《当代作家评论》和上海大学文学院联合举办的关于《受活》的研讨会。《瞭望东方周刊》对阎连科进行了专访。

  《瞭望东方周刊》:《受活》又一次让你位于媒体的“聚光灯”之下,这是一种什么感觉?

  阎连科:感觉还可以,我觉得作家被媒体关注不是坏事,关键在于作家本人要有颗冷静的心,冷静地认识到自己作品的水平、自己在文坛的位置。很多人说我的作品伟大,可能还为时过早,等读者和评论者都冷静下来,过个十年再评价也不迟。

  《瞭望东方周刊》:有人评价《受活》是“中国的《百年孤独》”,并且用“狂想现实主义”等词汇来形容它,你怎么看待这些评价?

  阎连科:刚开始我确实被这些称号吓了一跳,但退一步说,这么多批评家愿意重新在理论上给它定位,就说明了它和其他小说的差别,和其他小说有不同的地方,这和我的一些写作理念也是吻合的。其实再多的口号也无所谓,我对自己作品要求不是很高,只要我的老读者依然认可,一些大学生和其他年轻人能接受,评论家不要拍我板子就足够了。记得北京一位作家李国文评价我的《日光流年》,说是50年后才能让人看懂,这太遥远了。《受活》大家现在就能看懂就好了,10年之后还认为有价值就成功了。

  《瞭望东方周刊》:你在写作《受活》之初,有没有想到今天这种反响?

  阎连科:没有,真的没有。记得我写《坚硬如水》的时候,内心异常激动,那种写作时酣畅淋漓的感觉,让我感到这肯定是让读者叫好的作品,不过面世之后却和我的预期有很大差距。

  我在写《受活》时,有一种“毛茸茸”的质感,也就是说这本小说蕴涵着很多说不清的问题,这种质感激励我有相当激情投入到创作中去,去用文字把问题阐述清楚,这才是小说创作的价值所在。如果一开始我就明确这本小说要告诉读者什么,往往会写出失败的作品。

  《瞭望东方周刊》:从你这几年所创作的小说来看,称你为“乡土”作家应该比较合适,你怎么看“乡土”这两个字?

  阎连科:我觉得不应该把文学分为军事、农业、工业等题材,这又不是超市卖东西没必要严格区分,作家重要的是要把作家对生活的感悟贯穿到作品里,比如我写农村的故事并不仅仅是表现农民的苦与乐,而是当时整个社会心理的一个缩影。当然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根据地,莫言的在山东高密,史铁生在地坛,而我在耙耧山区,这里有我魂牵梦萦的创作源泉。

  《瞭望东方周刊》:你在《受活》中运用河南方言写作,某种程度上是不是为了保存和发扬地域文化?

  阎连科:没有想得那么远,我只是想突破以往的语言方式,应该说我肚子里是有说不完的精彩故事,至于用什么语言写作就在于我了。用河南方言写作是因为可以和故事背景保持一致,用这些自小就熟悉的地方话来写小说,我感觉特别自由。而且它能保留一种回家的感觉,故土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最后的“圣地”,就像《受活》这本书封面写到的“回家吧,那里有我们需要的一切”。

  《瞭望东方周刊》:你是怎么开始写作的,天赋对作家重要吗?

  阎连科:说老实话,我当初就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而去写小说的。以前在部队的时候,我看到作家张抗抗因为创作长篇小说而从北大荒调到了哈尔滨工作,内心极受震动,于是便学着写点东西,你想我当初在部队只是个小排长,不写作退伍回家就只能种地,1979年我写的一篇4000字左右的作品,在武汉军区《战斗报》刊登了,这是我的转折点,从此小说改变了我的命运,我逃离了贫穷的土地。

  至于天赋我不觉得,我29岁才开始写中篇,你看现在一些20出头的年轻人都出了好几本书了。

  《瞭望东方周刊》:你在写小说的时候会想到读者吗?

  阎连科:我在创作的时候从不去想受众,我只注重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小说写作最重要的是“差异性”,你和自己以前作品的差异,你和其他作家作品的差异,要保证不重复自己。要认为差异是一种价值。现在的读者太分化了,我不能指望喜欢金庸的人来读我的书。成熟的作者只要表达了自己的内心,就一定会有一些读者与你产生共鸣,受众的广度不是一个作家能掌控的。

  《瞭望东方周刊》:对包括你在内,李洱、二月河、李沛甫等“河南作家群”的崛起,你认为背后有什么原因吗?

  阎连科:巧合吧,或许是河南人口太多总要出些作家吧(笑)。这个现象没什么本质联系在里面。说河南人生活比较苦难是原因,好像也站不住脚,苦难生活能成为作家的创作源泉,但不是造就一个优秀作家的全部。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孙轶玮、实习记者杨林报道

  《受活》:一个“现实主义”的迷思

  《受活》反叛的是一种“现实主义”,而表现的,也是一种“现实主义”

  2004年,阎连科长篇新作《受活》在中国文坛横空出世。

  “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的阅读程式都不适合《受活》,在这部作品中我们读到的既不是客观生活也不是主观生活,阎连科的这部作品是对业已崩溃的‘现实主义’的一种突破。”上海大学文学院王鸿生教授这样评价这本小说。

  从刘震云的《故乡面和花朵》到李洱的《花腔》、行者的《大化之书》直到阎连科的《受活》……正像文学评论家陈晓明所说的,河南人的写作我行我素,公然蔑视公众,顽强反抗潮流。他们的作品,越来越难懂,越来越没有章法,越来越潇洒,越来越纯粹,就像是一部部天书。

  《受活》全篇采用大量的河南方言与正文、絮言相结合的叙述模式写成,在阅读的第一时间,很多读者的反应与《社会科学报》总编许明很相似。

  “我开始读的时候并不是很喜欢,小说大量的河南方言让我无法使用惯有的阅读方式。”许明坦言,“但读完以后却有颇多感触,我可以深刻地感受到阎连科的《受活》,从内容到写作,都是在对传统文学模式进行一种公然正面的‘反抗’。”

  在9999本《受活》珍藏版的“不满意可退书”的促销活动中,至今为止,春风文艺出版社收到的退书仅为2本。而《受活》也已经打入各图书销售场所的热销书籍的榜单中。作为一本纯文学书籍,这相当不易。

  “在《受活》中,有一些很奇特很真实的东西交织着作用着。《受活》里充满着天马行空的奇思妙想,它写的不是现实,却充满对现实的关怀。小说中有很多这样的细节,比如描写一个相对真实的事件,阎连科可以将这个事件刻划得异常细微,当你认为它是真的时候,它却最终给了你一个荒诞的结果。而反之,当有很多荒诞的东西或情节组合在一起,你觉得一切都很可笑时,却最终得到了一个异常真实的结果。”华东师大中文系副教授罗岗说。

  一直以来,“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都是受苏俄文学影响深重的中国文坛的半壁江山,但许多文学评论家都不约而同地认为,今天的现实主义业已“变味”。

  “‘现实主义’已在走向极端化,而两极对象分别是反腐小说和‘身体’小说。”罗岗如此评价文坛现状。

  而阎连科,这位内向而朴实的作家,对“现实主义”所带来的危害显然有着异常深刻的认识,正如他在《受活》后记中所写:“今天的‘现实主义’像小浪底工程和三峡大坝样横断在文学的黄河与长江之上,割断了激流,淹没了风景,而且成为拯救黄河与长江的英雄。从今天的情况说来,现实主义,是谋杀文学最大的罪魁祸首。至少说,我们几十年所倡导的那种现实主义,是谋杀文学的最大元凶。”

  《受活》虚构了一个叫受活庄的地方,这是一个遗世独立、鲜为人知的村落,所有村民都天生残疾,视健全者为另类。主人公柳县长试图发展旅游经济,在这一过程中,受活庄被柳县长惊喜地发现了。于是,这个由残疾人组成的村庄开始了走向外部世界的不归路:村民们组建了绝术团,在柳县长的带领下红遍方圆百里。

  《瞭望东方周刊》实习记者 杨林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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