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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丽华：

　　1951年出生于山东昌邑。1969年参军。1985年进《中国妇女报》任编辑、记者。1993年任《中国妇女报》副总编，同年创办《农家女百事通》杂志。

　　1998年6月下旬，世界各大媒体的记者聚集北京，对前来中国访问的美国总统克林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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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夫人希拉里进行“围追堵截”。27日上午，北京国际俱乐部饭店，希拉里与中国妇女代表举行“女性圆桌会议”，台上的六位中国代表排成V字形，希拉里与主持人冯淬(中国妇联书记处书记)坐在中间，台下是二百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妇女听众和新闻记者，对话的主题是“妇女在变化社会中的机遇和挑战”。

　　“我想先说”，六名代表之一的谢丽华首先发言，“我在《中国妇女报》供职，现在担任《农家女百事通》杂志的主编。这几年一直从事农村妇女的教育工作。曾经有一个西方记者来采访我。他认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农村妇女的生活越来越孤独。我说，你怎么能下这样的结论？……”

　　希拉里频频颔首。

　　如今，提起六年前的这一幕谢丽华仍历历在目，“主持人点名让我第一个发言，第一炮打得好坏直接关系到整场的效果，我感到压力挺大。毕竟是和美国的第一夫人对话，如果谈不出点水平，那丢面子的可不是我个人。”

　　谢丽华的如珠妙语让对话会获得了巨大成功，希拉里彻底打消了顾虑。在此之前，她怕中国人不适应这种对话方式而出现冷场的尴尬局面，还帮助六位嘉宾拟定了好几个问题，以备冷场时提问。对话结束时，希拉里情不自禁地说道：“我认为在中国的这次对话会是非常成功的。”

　　一

　　40岁之前，谢丽华的生命是由文字连缀起来的，在《中国妇女报》8年的时间里，她从记者一路做到责任编辑、部门主任、编委、副总编；40岁以后，《农家女百事通》(下称《农家女》)融入了她的血脉，她着了魔似的日夜惦念着这本既姓“农”又姓“女”的土得掉渣的杂志。

　　1992年，当《农家女》杂志的刊号被全国妇联申请下来的时候，谢丽华自顾自地沉浸在筹办北京城第一家“单身俱乐部”的兴奋中，伴随着“俱乐部”人员的增长，擅长舞文弄墨的谢丽华不甘心资源浪费，想办一本杂志，名字都起好了，叫《单身世界》。有一天，当谢丽华继续在妇联游说领导实施她的“攻坚”战役时，却被告知有一本杂志叫《农家女百事通》，申请下来了却没有人去办，领导害怕谢丽华的“软磨硬泡”战术，灵机一动说：“《单身世界》肯定没戏，不如把《农家女》给你吧。”

　　从《单身世界》跳跃到《农家女》，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的切换在谢丽华手里就犹如从笔筒里抽换铅笔与钢笔一样自如。后来，《农家女》变成了承载谢丽华生命的一个载体。

　　1992年的夏天，谢丽华形容40岁的自己“像初生牛犊一样，以‘大无畏’的精神投入到完全崭新的事业中”。停了半晌，她又补充，“说实话，对于创业的艰难我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所以，胆子就特别大。”

　　这个夏天，她特意回了一趟山东老家，在她5岁前生活过的乡村里，生命起初的记忆将一股萦绕心头的乡情不断放大，穿过35年的光阴，谢丽华重新触摸到了自己的“根”，她深情地说道：“不惑之年的我早已成了北京市民中的一员，但当我一踏上家乡的土地，一听到浓浓的乡音，一吃到家乡的饭菜，我实实在在感到了我的根其实仍深深地埋在乡土里。”

　　是的，中国现在仍是一个农业大国，中国的妇女有70%仍生活在农村。谢丽华在经历了14年的“戎马生涯”、8年的“报馆生活”后突然感到其实自己并不了解中国和自己的同胞姐妹。因此，在人们都争相投入到商业大潮中，与公司结伴为伍的时候，她却为自己打开了一扇通往农村的大门——为农家姐妹办一本贴近心窝子的期刊，把城市和农村沟通起来，为众多的“秋菊”和“枣花”早日奔向“小康”尽一点点微薄之力。

　　摆在谢丽华面前的是机遇，是憧憬，是鼓舞，是激励，她不知疲倦不分昼夜地忙活着。终于，伴随着1993年元旦的钟声，在寒风呼啸的冬日，5万本“创刊号”带着清新的墨香飞进了千家万户。没有喝彩，没有掌声，甚至连个前来祝贺的人都没有，就如田间里走来的乡下妹，没有人会多看她一眼。只有她，像抱着自己亲生的孩子，看不够，亲不够，乃至同是新闻界同行的丈夫提了几条中肯的意见她都无法接受，为此，她还委屈地哭了一场。

　　然而，毕竟已经开场，锣鼓响起来的时候，谢丽华已经没有退路，她只能咬牙抱着这个眉眼还皱巴巴的婴儿登台表演，她相信，只要她是个健康的婴儿，她就会在人们的期待中一天天长大和漂亮起来。

　　二

　　在办《农家女》之前，谢丽华对自己的人生设计是成为一个“写家”，因为自19岁发表作品起她始终没有放弃过手中的笔。为了找到生活的真谛，她愿意结交朋友，愿意与各类人士打交道，愿意开创一些新的活动领域，在活动中激发灵感，让生活先感动自己，再用文字感动别人。但是，自从选择了《农家女》，她的人生轨迹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一个来自安徽的农村女孩韩春用颤抖的手给谢丽华写信，信上说在老家母亲为了供大哥上大学只能卖血，因为借不到钱，借钱的时候别人会说，“他家那么穷，什么时候能还上！”可是，大哥之后还有二哥、她和弟弟，母亲的付出何日才是尽头？她觉得每次向母亲要的钱都是用母亲的鲜血换来的，于是她突然仇恨上学，中学毕业后为逃避现实来到北京，在这个不属于她的城市里徘徊着、困惑着、迷茫着，直到认识了谢丽华而成为《农家女》杂志的一名员工，这个乡下女孩子的潜能被激发出来，做着她做梦都没有想到的事情——在城市里为农村姐妹制造精神食粮，她写稿、编稿，还曾主持过一个排忧解难的“春子姐姐信箱”。她的生命被重新注入了生机和活力，在这封“我的心在为您感动”的信中，她表达了对谢丽华的感激，“一个有着自己安逸的幸福生活和事业的您，一个完全可以抛开‘农村’去寻求、选择一份更舒服、更风光的事业来做的您，都如此尽心尽力地在为我们农村人艰苦而又努力地付出着……作为一个农民的女儿，我怎能不为自己看到的、感受到的这些而欣喜、而安慰？”谢丽华噙着眼泪读完了韩春的这封信。

　　“我哭过，懊丧过，甚至后悔过。但是为什么又能一步一步坚持下来呢？”

　　除了韩春这样的打工妹，丈夫、女儿，吴青老师，白梅博士，史慧云、储荟芸等人也成为她继续完成“一份推卸不掉的使命感”的动力来源。她承认，在10年的时间里她经历了太多的挫折，倘若不是靠着这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们的支持，她也许早就放弃了。

　　吴青，北京外语大学教授，冰心老人的爱女，也是《农家女》杂志的创业元老，谢丽华与她的交往甚深，于是便知道了吴青着衣的秘密：夏天穿着从地摊上淘来的大背心，冬天穿着儿子淘汰下来的旧夹克，一年四季全身着装从未超过100元钱，却把“拉蒙·麦格赛赛公共服务奖”(以菲律宾第三任总统拉蒙·麦格赛赛的名字命名)的5万美元奖金全部捐给了农家女发展事业，正如当年冰心老人在她95岁生日那天决定把新出版的《冰心全集》的全部稿费9.4万多元捐献给《农家女百事通》杂志社一样，这是爱的传递，是爱的最好诠释。冰心的“有了爱，就有了一切”镌刻在北京昌平区大东流村“农家女技能培训学校”的校匾背后，吴青是这所学校的校长。2004年3月1日，在农家女学校“内蒙古赤峰贫困牧区中学女教师培训班”的开学典礼上，谢丽华自豪地告诉这些女教师们，“吴青老师会来给你们上外语课，她的外语可是一流的。”

　　谢丽华每次接受记者采访，都会提到《农家女》杂志的“生与死”，这“死”指的是当初杂志创刊后出了两期就花光了“娘家”给的6万元钱，“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谢丽华傻眼了。在这紧要关头，吴青把福特基金会驻中国的项目官员白梅女士介绍给了谢丽华，她用了两个小时听谢丽华讲述创办《农家女》的经过，当下定了一万本杂志，并通过福特基金会项目向中国贫困地区妇女赠阅，谢丽华高兴得像孩子一样手舞足蹈，逢人便说：“是白梅女士挽救了《农家女》。”此后3年，这位来自大洋彼岸的女性始终关注着这本“土里土气”的杂志，并且推荐谢丽华走出国门，了解国外的妇女和妇女组织，谢丽华说：“是白梅女士改变了我后半生的人生轨迹。”

　　三

　　谢丽华有名气了。她先后两次接受央视《东方之子》的专访、两次接受《半边天》栏目的专访，获得国际女能人奖、英国妇女出版创新奖，被国家主席胡锦涛同志接见。

　　无数像韩春那样的农村女性给她写信，寻求帮助：一个河南农家妇女，丈夫得了骨坏死，家里失去了顶梁柱，她无力面对沉重的债务，萌生出自杀的念头，想逃避掉一切，于是，她写信向谢丽华求助；还有她，一个有家不能回的河北农村妇女，长期受丈夫的虐待；她，一个来城里当保姆的19岁的农村女孩，在雇主家遭受强暴又被囚禁，等等。

　　走过这10年，谢丽华突然感到力不从心，她茫然了，她说，“我一度很满足，陶醉于别人需要我的感觉，但是如今单纯地做点善事，已经不能满足我了。”

　　她的苦恼是有理由的：农家女学校把一些女孩子招到北京来培训、学习，吃住用的是费尽周折从一个国际基金会拿到的钱，然而，学习几个月后，她们中很多人回到老家，虽然在北京学了电脑、理发，可是在县城里能站得住脚吗？如果她们在城市就业，就会遇到权利被侵害的问题，而依靠“打工妹之家”帮她们打官司，似乎总是在做补救的工作，总是显得零零星星。

　　在女性权利越来越受重视的今天，处于边缘的农村女性显得那么弱小、无助，虽然8亿农民中有一半是妇女，但是这个庞大的群体却鲜见于城市精英们的呼声中。10年前，谢丽华通过《农家女》杂志开始呐喊，10年后，她仍然没有停止。“真盼望那一天，从政策体制到社会群体都动员起来，让农村女性的存在和发展不再边缘，我们的事业也不仅仅是东一锤子西一棒子地做点善事。”谢丽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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