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来源：马加爵父亲被法警搀进法庭。《成都商报》供图 杀人三天内心充满恐惧
昨天上午9时，昆明中院第二审判庭内座无虚席。当庭审进入到讯问阶段，马加爵非常配合公诉人和受害者家属代理律师的问话，供述了其杀人和逃亡生涯中的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
动机是出于一时气愤
当公诉人问马加爵什么时候开始想要杀害唐学李、杨开红、龚博三人的时候，他一开始说不记得了，经过回忆后说是在杀邵瑞杰之前3天左右。至于杀人的原因，马的解释是“一时气愤”。买了作案工具后，他以陈芬良的名字办了一张假身份证，并买好了从昆明到广州的火车票，他说杀人后准备到广州打工。
马加爵在法庭上供述，只有邵瑞杰、杨开红、龚博三人在他的杀人计划之列。因为邵、杨、龚正是2月10日跟他打牌的人，他认为自己在云大的坏名声全是这3个人播发的。唐学李之所以第一个惨遭厄运，完全是因为和他住一个宿舍妨碍了他的杀人计划。
杀人三天没有合过眼
马加爵说，他之所以要在死者头上套着黑色的塑料袋子，那是因为他害怕以后再看到这些昔日的同学。事实上，马加爵说他每次杀人时都非常害怕，通宵失眠。从2月13日到15日这3天的杀人过程中，他一分钟都没合过眼。这3天他都是与那些尸体同室而眠的。当公诉人问他为什么要跟尸体睡在一个房间，“我没地方睡”，马加爵说。
每次杀人后，他就用毛巾蘸着水擦血迹，然后把血水倒进厕所里。有时杀人时血溅到室友的蚊帐上，于是他就把这些带血的东西都锁到衣柜里。杀死最后一个受害者龚博后，马加爵当晚就去了昆明市火车站，从此开始了逃亡的生涯。
出逃时，马加爵穿的竟然是死者的衣服。他扔了两位死者的手机，因为“不想用它打电话”。
2月16日中午，马加爵逃到广州。马加爵说，他来到广州后其实并没有继续逃亡的目的地，只是在广州汽车站瞎逛，遇到长途汽车就买票走，不管目的地是何方。最后，他等上了去三亚的汽车。
到三亚后，没地方睡觉，他看见有很多乞丐睡在路边，于是他也跟他们睡在一起。可是冒充乞丐也不安全。2月26日，有一个人过来问他：“你是不是广西的？是不是云南大学的学生？”最后干脆问他：“是不是马加爵？”他没有理会那个人。而这时，马加爵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被全国通缉了。绝望中录音和亲友说话
在第一次看到通缉自己的通缉令时，马加爵几乎陷入了绝望之中，“我知道自己跑不了了，每天等着警察的抓捕。”马加爵说。而在这期间，马加爵买了一个复读机和10盘磁带，他开始录音（录了两盘磁带）。当公诉人问他“为什么要录音”时，马加爵缓缓地说：“我太想家了！我也想我的同学和朋友，我想跟他们说话。”
3月16日下午，马加爵落网。他自己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我一开始装傻，什么都不说。大约5分钟后，警察让我洗脸换衣服，再拿着通缉令上的照片对照，这时我就说：“我是马加爵。”马加爵的最后陈述：告诫同龄人凡事想开一些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陪审员，谢谢你们，我这个案子的受害者很多，其实我觉得最大的受害者是我的家人，我再也不能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了。我作案的手段确实极其残忍，给很多受害者家属带来了巨大伤害，我不会逃避责任。———我不知道说什么———我希望他们从悲哀中走出来，好好地活下去。我也希望同龄人从我身上吸取教训，凡事想开一些。”马加爵当庭七句话第一句：受害人代理律师询问他为什么杀人时，马加爵回答：“我气愤，想不开。”第二句：在马加爵叙述自己被通缉的逃亡生涯时，他被询问是否想到过自首，回答：“没想过自首。”第三句：在刑事辩论部分，受害人代理律师发言后，轮到马加爵为自己辩护，他说：“我同意他们的观点，我应该被判极刑。”第四句：“我没啥可说的。”这句话好几次出现在马加爵的发言中。他声音低沉，但一字一句，能感觉到认罪的态度。第五句：受害人代理律师提出民事索赔时，马加爵这样说：“他们说的我赞成，我应该赔钱，但我没有钱，我没办法。”第六句：唐学李和杨开红家属的代理律师提出要让马加爵公开道歉时，马加爵表态：“我应该道歉，可现在说这些又没有用，我对不起受害人。”第七句：“我要求被判极刑。”这是庭审结束前，马加爵的总结发言。本报综合《广州日报》、《华商报》、《羊城晚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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