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采访。

　　我所面对的，是生活在中国西部的贫困母亲。我所记录的，不仅有那些困厄中凄苦的面容和眼泪，更有中国妇女那种坚韧的精神和对幸福生活的渴望。

　　公元2001年，我受幸福工程全国组委会的委派，在家庭报社的支持下，只身前往中

TCL笔记本X200面世 买同方电脑送千元豪礼 中国网络通俗歌手大赛 体验财富之旅赢大奖!

国西部部分地区，就中国贫困地区的一个特殊社会群体——贫困母亲接受“幸福工程”救助的情况和生存现状进行采访。对我而言，那是一片陌生的土地，它所孕育的一切都足以吸引我的目光，尽管行程的艰辛已在意料之中，但我还是义无反顾地背起已经放下了近7年的相机。

　　1996年4月初，我在家庭报社做广告部主任时，报社领导交给我一项任务：在5月份的第二个星期天，配合幸福工程天津组委会的成立，策划一次大型公益活动。我就是在策划组织那次的公益活动中了解了“幸福工程”，那时我便有一种冲动——用相机拍摄“幸福工程”专题，用图片展示贫困母亲的生存状态，为“幸福工程”、为贫困母亲做点事。到2000年底，在北京开会时，报社总编辑仪宏伟和组委会秘书长苗霞、宣传部长方兵谈起幸福工程话题，组委会的领导也非常希望能有摄影师把幸福工程拍下来，我把多年来的愿望及拍摄计划向领导们汇报后，商定由幸福工程全国组委会提供采访条件并委派我到中国的西部采访、拍摄西部贫困母亲受助情况及贫困母亲的生存状况，时间定为一年。组委会的领导再三叮嘱，西部的交通、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一定要注意安全。我既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几年前的心愿终于有了实现的可能，担心的是自己放下相机已多年，不知能否拍的好？至于条件多么艰苦我倒没往心里去。

　　我把采访的事告诉了爱人。我爱人是天津市游泳运动中心的教练，平时训练也很紧张，还经常带队员外出比赛。我女儿8岁，读小学2年级，家里及孩子都由我爱人照顾。她对我的选择很支持，只是担心安全问题。我告诉她，我做的是慈善事，老天爷不会让我出事的。她开始为我准备行装，用了三个晚上织了一副露手指的毛线手套。防寒服、羽绒裤、换洗的衣物、雪地鞋以及一大堆药品，连大宝护肤霜都准备了，我平时是不涂抹这些东西的。

　　我把拍摄西部贫困母亲的计划告诉了北京的袁冬平、刘树勇，山东的孙京涛以及天津的仇伟军。他们都替我高兴，并鼓励我说这个工程很伟大，不仅对摄影界，对社会也一样，他们期待着我拿回好图片。

　　2001年1月2日，我带上久违的尼康F3、FM2相机，24mm/f2、35mm/f1.4、85mm/f1.4三只定焦镜头到达青海。

　　“贫困母亲”这个专题，开始拍的时候从器材到摄影语言考虑的不是很多，只是按照自己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做摄影记者时那样拍。从青海回来，看着自己拍的图片，总是觉得力度不够，没有把自己的想法表现出来，很茫然，也很沮丧。春节后的1月30日，我带着在青海拍的样片来到山东东营，当时袁冬平、刘树勇、孙京涛、曾星明、黄利平等正在策划一品国际摄影节。他们看样片后也很失望，每人都提出中肯的意见，刘树勇、孙京涛还给我讲了很多世界大师们的拍摄方式，大家在一起分析这个工程用什么样的图像语言表达更深刻。这个工程拍出的图片应该是让图片本身告诉观众对方是谁，而不是让摄影师告诉观众这张图片表现的是什么，摄影师主观的东西不要太多，要用理性去做图片。综合大家的意见后，决定分块去拍：

　　第一，横向的，用大机器拍母亲与家庭、子女、社会自然状况的关系，强调关系和环境，这样才能表现更多的信息，即环境肖像。

　　第二， 纵向的，用报道摄影方式拍母亲的故事，是纪实性的、表现性的，要有纵深感。表现的不是过程，而是表现的一个主题，即是评论文不是记叙文。

　　树勇还说，应该多做一些案头工作，从社会学、人类学角度搜集大量有关贫困母亲的资料。回到天津后，我反复思考并翻阅了大量资料。桑德、阿勃丝、玛丽·爱伦·马克、布勒松、萨尔加多等大师们的作品也给我很大启发。

　　第二次下去之前，大概是在2月9日，行囊里多了在北京购置的哈苏相机、两个后背和两只镜头。

　　接下来，我更多地用大机器拍摄。先是和贫困母亲交流、对话，一起生活、劳作，试图更加接近她们。当方画幅的取景里那一双双贫困母亲火一样渴望的眼睛面对着我时，我从她们的目光里看到，她们在期盼，期盼着摆脱贫困，期盼着走向富足——我的心在震颤，我要把这种信息、这种期盼记录在胶片上，传达给观众。让图片中的母亲们面对观众，和观众对话，打动观众，把观众带到那个环境之中。比如在云南邱北县官寨乡山心村的丫口寨，26岁的顾彩莲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她自生了第二个孩子后，胸口一直疼痛，还不停地咳嗽，全身一点儿力气都没有，连走路都很困难更不用说地里的活儿了。就是这样病魔缠身的她，每天还要编织竹箩，好让她的丈夫在赶场时换回几个零钱贴补家用(一年的收入不到100元)，买些盐巴。可她却从来没有想过用这点钱为自己瞧病，而她最担忧的是6岁的大女儿因她的病过早地承担起了家务，每天和她父亲早早的下地干活，她怕幼小的孩子身体吃不消----她在艰难地向我诉说着家里的情况时，没有掉一滴眼泪，可我端着哈苏的双手却在不停地颤抖。我看到的是母亲的坚韧，我看到的是母亲没有被贫苦的生活所屈服而是对未来生活的期盼，这就是中国西部的贫困母亲，我流着眼泪按下了快门。

　　在经营方画幅图片的构图、用光以及选择瞬间的能力上，要归功于我在美术学院的学习和做摄影记者时的经验积累。我在拍摄图片时尽可能地朴实，没有刻意地去追求构图、光线或者其他形式上的东西。我要表达的是贫困母亲的内心世界。

　　历经一年，从白雪皑皑的高原到奔腾咆哮的江河，从荆棘密布的丛林到荒凉无际的大川，爬山涉水，顶风冒雪，足迹遍布中国西部9个省市，行程5万多公里，走访了34个国家级贫困县、85个乡镇、106个村寨，采访了301位贫困母亲。路途的艰难，生活的艰苦甚至于和死亡擦肩而过的经历，这些都没有让我放下手中的相机。因为我割舍不掉我对贫困母亲的情结。我看到，在不发达的西部部分地区，还有许多尚未脱离贫困的母亲。她们承受着我们难以想象的生活重负，她们忍受着饥饿、疾病以及自然灾害的侵袭。她们在抚育生命的同时，自己的生命却变得越来越脆弱。她们的文化素质、健康状况堪忧——80%以上是文盲，半数以上患有各种妇科疾病。

　　在这个躁动不安的社会中，完成一个纪实摄影计划对于一名纪实摄影师而言，虽然欣慰多多。但我也知道，纪实摄影真正的价值，不是体现在摄影师得到了什么上，更重要的，是要对被摄对象有益。谢海龙拍摄的“希望工程”改变了中国贫困地区上不起学的孩子们的命运，而我拍摄的“幸福工程”这些照片，仅仅是实现这样朴素的愿望的开始。我希望通过我的镜头，让更多的人关注这个特殊群体、关注“幸福工程”，帮助贫困母亲早日摆脱贫困，走上幸福的生活。

　　幸福工程全国组委会自1995年成立以来，积极为改善中国贫困母亲的生存现状而努力。几年来，在海内外各种组织和各阶层人士的支持下，已经取得了显著的业绩。部分贫困母亲在“幸福工程”的资助下，已经摆脱了贫困和正在摆脱贫困，那一张张欢喜洋溢的笑脸就是最好的佐证。

　　我走过。我看见。

　　贫困是一种真实的存在。但是我从贫困母亲的眼睛里，看到的不仅仅有哀怨的眼泪，更有一种对苦难的坚忍和对幸福的执著。

　　每一幅图片背后都有一个令人感慨的故事。

　　每一幅图片背后都有一份母亲的希望。

　　2002年7月 天津

　　相关专题：中国“幸福工程”